1989年，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怎样组织、发动支持者？虽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对共产党统治忍无可忍的东德人还是涌上街头。
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星期一抗议”的组织者之一海顿豪尔（Katrin Hattenhauer）回忆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不准安。就算有，他们也会监听。”
10月9日那天的烛光示威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天，70000人鼓起勇气涌入市中心，第一次敢于在人见人怕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总部外游行。
示威者高呼口号，“我们是人民”，“自由选举”、“不要暴力”。大约6000名武装警察和便衣斯塔西部署在街边、小巷。寡不敌众，他们没有出手。
共产党宣传对民众言行的控制被打破了。仅仅一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事态的突然巨变令东德人和西德人同样吃惊。
民怨民愤
此前一段时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早已存在普遍的民怨、民愤。1989年，这种不满情绪迅速飙升。
尽管非法，难以计数的东德人还是会偷看资本主义西德五颜六色的电视节目。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富有、供应丰富，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及。环顾身边，东德破破烂烂、管控严格、商店货架动辄空荡荡。
异见者受斯塔西监视、骚扰，就连人们读书、就业的选择也经常会受到制约。
77岁的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拒绝改革。与此同时，邻居波兰、匈牙利都在向民主转型。
“老大哥”苏联的领导人是改革派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鼓励，他推出“开放”政策，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迫使苏联人直面共产主义政权的失误。
“戈比”、“戈比”成为迫切盼望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开放的东德人经常高呼的口号。
1989年夏天，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给迫切希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开辟了一条通道。由于没有去其它国家旅行的可能，传统上东德人大多会去匈牙利度假。
大逃亡的东德人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与此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东德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德大使馆寻求避难。许多家庭破裂、亲人散居各地。
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前往东柏林参加东德40周年国庆，敦促昂纳克改革。他说，“迟到者总会受惩罚。”
东德政府宣称，他们让东德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建设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人会有稳定的工作、廉价的住房和公费医疗。
忍无可忍
莱比锡圣尼古拉新教教堂，连续几年，牧师旺内伯格（Christoph Wonneberger）每周一的例行祷告会成为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
1980年代，欧洲连续爆发反对部署核导弹的抗议示威，美国在西欧的导弹基地成为最大的抗议目标。但是，昂纳克也默许东德和平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部署核武器。
当时20岁的海顿豪尔说，“莱比锡人都知道，圣尼古拉教堂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知道斯塔西也在教堂内，但是我们的活动没有被禁止，因为那被看作和平祈祷，而不是抗议。”
“人们越来越团结、心齐，夏季（东德人）的大逃亡对我们帮助很大。许多人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庭成员，万念俱灰，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分享经历，决定未来怎样生活下去。”海顿豪尔告诉BBC。
9月4日的莱比锡国际节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西方记者获准进入莱比锡。
海顿豪尔和其它异见人士决定改变9月4日祈祷会的计划，“我们必须带人走出教堂，必须让外界看到，赋予我们的运动一个清晰的形象。”
他们走出教堂，打开横幅。横幅上印有“自由集会”、“争取人民自由、国家开放”等字样。立刻，斯塔西就冲上来夺走了横幅。至关重要的是，东德政权的残暴压制被西德电视台录了个正着。
海顿豪尔说，通过那些画面，东德人“可以认清政府有关我们的谎言，我们不是反革命罪犯。”
前异见人士施瓦贝（Uwe Schwabe）告诉BBC，“东德人快要忍无可忍了，永远生活在谎言、宣传中。事实是，莱比锡污染非常严重，空气质量糟糕透顶，臭气熏天。”莱比锡主要的污染源是附近的褐煤矿。
进入1989年10月，东德已经有多家不同的反对派组织，前异见人士瓦尔瑟尔（Kathrin Mahler Walther）介绍说，旺内伯格牧师是关键的协调人。
“许多人认识到，在东德，他们不能成为自由的记者或者律师。所以选择研究神学，以此摆脱国家的控制。教会中有不少政府的批评者。”
但是施瓦贝还说，在莱比锡新教教会中，牧师活动人士并不多，50人中只有6个，天主教会选择避免接触活动人士。
1989年东德政权倒台
- 8月-9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逃往西方，还有人经捷克斯洛伐克逃出
- 10月9日：7万人在莱比锡举行前所未有的大型示威，要求民主、自由
- 10月18日：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辞职，克伦茨接任
- 11月7日：东德政府和政治局辞职
-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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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暴力”
旺内伯格牧师、瓦尔瑟尔女士和其它活动人士一起在莱比锡建立起联络网络，让10月9日的抗议活动引发巨大的冲击波。
星期一抗议活动已经造成的公众影响推动了时机成熟。所有人都意识到，这里真要发生变化了。瓦尔瑟尔女士回忆说。
但是，许多示威者担心警察可能会开枪。当时，人们对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依然记忆犹新。东德政治局高官克伦茨（Egon Krenz）就曾公开赞扬中国的镇压。
所以，莱比锡的抗议人群在街头高呼“不要暴力！”活动人士还敦促示威者，不要给警察开枪制造任何借口。
“游行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过，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曾经试图阻止自己的孩子上街。”施瓦贝回忆说。
后来才曝光，其实，东德当局已经下令莱比锡医院准备更多的床位和血浆。
传媒力量
那天晚上，瓦尔瑟尔女士在莱比锡归正教会一个藏身地给旺内伯格牧师打电话，通告游行示威的情况。
当时在另外一所教堂的旺内伯格牧师也接到其它活动人士打来的电话。后来，他通过电话为西德电视台新闻节目做连线采访。瓦尔瑟尔解释说，“我们可以通过西德电视台向东德人喊话。”
另外两名活动人士拉德姆斯基（Aram Radomski）和施福克（Siegbert Schefke）有摄像机，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点拍摄示威情况。瓦尔瑟尔帮助他们和旺内伯格牧师取得联系，牧师安排他们爬上教堂的塔楼。
当年的东德异见人士施福克告诉BBC，“我不敢在街面拍！后来，我在一家酒店和西德《明镜报》记者施瓦茨（Ulrich Schwarz）见面，我把录像带交给他，他当晚带回去。”
转天，7万人和平示威的画面在西德电视台播出。
抗议大潮无法阻挡。一个星期后，10多万人再次走上莱比锡街头，很快，示威扩散到整个东德。
施福克慨叹，“我现在60了，曾经在铁丝网那一边生活。看看现在，我一生中拥有自由的时间比没有自由的时间要更长。
30年啊，我被关在高墙后……”
本文作者曾晓辉:中华时报集团主席，中华新闻通讯社社长，香港中文大学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教授 ，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