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爆发第四波新冠疫情，本周录得522宗新冠确诊个案（11月21日至11月27日），超过300宗来自跳舞群组，许多到不同地方跳舞的人中招。府再度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制人群聚集和餐饮业服务，针对个别群组进行强制检疫等等，这反映个别市民防疫程度未如理想。疫情打击下，香港多个产业受到严重影响，原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进一步凸显。香港经济能否爬出谷底，甚至以此为契机改良经济结构，关乎这个“东方明珠”的长久繁荣。

根据当地专家针对病毒株的研究，推断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病毒株，估计来自尼泊尔或印度，即是境外输入个案，显示边境防疫工作存在漏洞。

而在疫情稍淡时，市民恢复社交活动时防疫意识有所松散，例如网上片段传出多名人士不戴口罩载歌载舞聚集，令确诊数字急剧上升。截至周五，最近爆发的歌舞群组导致的感染人数已飙升至360余宗，成为香港疫情中规模最大的群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希望力争疫情达至“清零”，她批评疫情期间有人不守规，令抗疫更严峻，但以不能够封锁香港几周为由，拒绝推行建制派所支持的全民强制检测。

根据研究，香港第一波来自大陆返港人士；第二波来自欧美旅客或留学生；第三波是豁免检疫的海员；第四波疫情则来自有尼泊尔病毒株的病毒，相信同样来自入境人士。

一直以来，反对派阵营提出“封关”，在边境管制上实施更严厉的检疫措施，例如取消豁免海外抵港人士隔离检疫，医护界一度在疫情初期为此罢工，但遭当局问责追究。建制阵营则攻击医护界，在疫情期间不应该以罢工作出政治表态。

根据目前规定，除了个别获豁免群组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天，视乎他们是否来自风险较高的地区，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专家认为，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

香港传染病科医生曾祈殷表示，政府在边境防疫做得“不够严谨”，未能做到“滴水不漏”。

他说，“很多内地网民都问，为何入境人士不是专人专车送到特定地点接受强制隔离，他们也看得到问题，觉得香港防疫匪夷所思，例如家居隔离检疫，香港地这么小，一起住的话，又怎可能不会传染别人？”

在隔离的14天，受检疫人士的确被限制了活动范围，但当局没有严谨执法去限制被隔离人士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照样上班，或是这些酒店仍会开放予其他顾客，有建制派网媒曾发表文章，声称有朋友能够在客户在酒店隔离期间，到他的房间喝茶。港府在11月18日才订明，受检疫人士不得让酒店职员以外人士进入其房间，否则视为违法，但外界批评，执法上存在难度。

目前受隔离人士分散居住，有权选择入住的酒店，香港专家建议政府应指定隔离地点予海外抵港人士，认为统一集中隔离有助监督他们不会与外人接触。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正与业界商讨，但她特别批评，疫情初期一直找不到酒店作强制检疫，因为去年的社会事件，配合政府的企业都会受到暴力和起底的影响，酒店业界当时不愿意与政府合作。

多名专家也曾多次呼吁，港府不应该让那么多人获得豁免检疫，港府在疫情爆发後已进一步收紧豁免名单，但强调豁免措施是必须，包括一些物流行业丶官员和使领馆人员。

但一些专家质疑港府缩减豁免范围的决定来得太迟，豁免名单仍然太多人。

曾祈殷说，“如何界定非豁免不可？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可获豁免？病毒是不会辨别你的职业和背景，应该一视同仁。”

爆发疫情最严重的包括一间名为Starnight Dance Club的跳舞场所，该处多人染疫。曾经到过该处跳舞的人，又先後去过其他场所跳舞，包括一些舞蹈老师。

港府发出一份名单，列出多间与跳舞相关的学校丶食肆及娱乐场所，要求到访过的人在限期内接受强制检疫，否则即属违法，但由于部分地区无法提供完整人员名单，当局难以追查。

网上有片段显示，大批民众没有戴口罩下载歌载舞，引发网民声讨。香港食环署表示会跟进调查，并警告如有足够证据，顾客可被票控罚款2000港元，餐饮业务负责人亦可被检控，最高被罚5万元及监禁半年。

特首林郑月娥批评，在疫情期间有人不守防疫规矩，大量除去口罩及有紧密接触活动，令这一波疫情看来相当严峻。

近日港府推出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希望协助市民纪录日常出没的地点，但出于私隐忧虑，很多市民对有关程式表示反感。林郑月娥表明，有需要时会强制市民进入处所时使用有关应用程式，但预料这些措施会引来反弹。

曾祈殷医生说，近日多了人在街头，会使社区个案不断增加，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局执法上是否做得全面，例如跳舞群组中，当中部分场所并没有申请任何牌照，存在灰色地带，不知道应该由哪一个政府部门去执法管理。

他认为，目前港府提出多项控制人群聚集的措施，都只是减少传播速度，并没有针对海外输入这个源头对症下药，对于第四波疫情爆发，政府比起一般市民需要负上更大责任。

9月，中国政府派出支援队到香港，实施大规模检测，但由于民间对个人私隐的忧虑，反对派阵营呼吁杯葛检测，最终700多万人口，只有170多万人参与，未能达到“大规模”的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香港疫情反弹是危险迹象，当务之急是再做一次全民检测，要尽快分别出健康人士和感染者，务求切断传染链。

曾祈殷医生形容，今次新一波疫情“是浪费了上次的社区检测”，他说，“就算当时700万人都做了检测，但你边境有漏洞，也是会爆发的”。

他指出，要全民强制检测成功，首先要做到边境防疫没漏洞，以及在检测期间大大限制人群活动，“你要肯定，边境防疫及所有隔离检疫政策，都做得好严谨，不会乱有豁免，然後可能再花一段时间封城，要停摆金融中心丶股市等等，但香港能否做到呢？我们不像内地，但如果你要把个案清零，就要有这样的牺牲。”

曾祈殷医生认为，从公共卫生角度去看，做一次全民强制检测，市民就不用好像现在般，每一丶两个月就迎来一波疫情，需要停课停业等不同的生活上的阻滞。

“即使你持不同政见，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你是家长，你会否希望小朋友处于危机当中？”他说，“如果政府有决心去做，就要想一下配套资源，要有全盘计划，例如如果限制民众两周不能离家，如何处理膳食问题？这也是要去想。”

前食卫局局长高永文表示，现在是时候推动强制全民检测，否则“清零”有难度，“不断停课丶复课，这样没完没了，亦无人与我们通关。”

香港建制阵营近乎全部支持全民强制检测，其中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提倡，政府应封城14天进行强制检测，认为港府如果探取果断措施，可以更好控制疫情，否则除了市民抗疫疲劳，通关恢复无期，经济难以复苏。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希望力争疫情达至“清零”，但她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说法是要给予市民信心，并非讲何时何日疫情消失。她反对再次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认为如果全民检测如要成效，就需要封关几个星期，市民亦要留在家中不得出门。这一政策难以实行。

民主派阵营对于强制检测亦持反对立场，主要忧虑是市民的样本会否交予中国大陆化验公司，并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在源头，即是在关口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强制全民检测也只会徒劳无功。

如果很多人同时拒绝检测及被追踪，当局事实上难以做到全民强制检测。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中国内地能做到全民检测，是因为有闭路电视及和手机追踪程式，民众被封区时不能随处走动，但香港做不到限制全民不走动，其检测力亦不足够，他说，“香港不似欧美，亦不似中国内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好处，亦有一国两制的坏处。”

陈肇始还说，“如果疫情严重，不排除将暂停所有中小学面授课程。”

香港经济陷历史低谷,今年的《施政报告》并未全面规划

本周三（11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施政报告》，预测全年经济收缩6.1%。这将是香港有公开记录以来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份,纵观香港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如今年6.1%的大幅收缩前所未有。

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自贸港，香港的兴衰与国际经济周期紧密联系。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也波及香港，导致全年经济生产总值减少2.7%。

但如果分季度看，2009年那次衰退后，香港恢复速度极快——2008年四季度首次录得-2.7%的增长，2009年一季度跌至最低点-7.5%，然后二、三季度快速好转，录得-3.7%和-2.2%，到2009年四季度已经转负为正，增长2.6%。

相比之下，依然存在于香港人记忆中的痛苦记忆来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时已经对香港造成深重打击——租金和楼价下跌约五成，股市和成交额都大幅下挫，失业率飙升一倍，工资萎缩，中小企业经历倒闭潮。

即便如此，1998年香港全年GDP下跌约5%，仍不及今年的萎缩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风暴前一年，香港经济实际上增长了5.7%。而2019年，香港受社会运动影响，全年经济数据萎缩1.2%。

社会动荡和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裹挟下，香港经济已处在谷底。

疫情下的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

相比规模和发展程度相似的新加坡，香港服务业占比逼近99%，几乎没有工业；新加坡GDP中则有26%左右的工业，占比仍相当可观。

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稳定器，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大量的工程类、管理类优质职位。新加坡的工业就集中在电子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高端制造业。

香港颇具优势的金融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差得多——占比18.9%，仅创造6.8%的职位。

2003年，非典疫情打击下，香港失业率飙升至8%，此后中国内地开放“自由行”，旅游业迅速膨胀，相关的零售、酒店、餐饮等行业，创造出大量新增就业。

然而，13年之后，这些行业提供的原本工资不高的岗位，在疫情中首先受到冲击。举例而言，《施政报告》中提到，作为香港四大支柱行业之一的旅游业，自2019年下半年起，受到连番打击，跨境人流几近停顿，业务近乎冰封，近26万从业人员陷入寒冬。

《施政报告》中对香港经济开出的“药方”大致概括为两个方向——对内继续融入中国内地经济循环，对外努力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贸易协定合作。

比如，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现位处“一河两岸”的“一区两园”。再比如，在疫情期间港商因欧美市场停滞而面对的困难，将这部分出口转销中国国内市场。

但分析普遍认为，香港今天的情况与2003年十分不同。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高级经济研究员蔡永雄认为，香港与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变得十分紧密，中国大陆很难再以优惠政策刺激香港经济。

其次，香港也寄希望东盟十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南韩及新西兰共15个经济体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施政报告》明确，香港要积极争取成为第一批加入RCEP的经济体。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香港政府谋求改变产业单一化的弊病，当时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的计划（文化及创意、教育、医疗、环保、检测认证，以及创新科技）。但十年过去，这六项产业发展并不顺利，它们在GDP中占比依然处在个位数。

今年的《施政报告》并未突破这一计划，也没有旨在改善香港经济结构的全面规划。

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蔡洪滨撰文指出，香港支柱的金融服务和贸易物流在数字革命的去中介化下，难以为继，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数据、市场和人才方面香港都没有优势，因此，香港未来应转型发展以医疗、教育、文创为主的高端服务业。而要释放这些产业的供给能力，导入国际需求，需要政府大力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