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四号和五号，中国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与人大第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早在两周前，北京就已风声鹤唳如期开启草木皆兵模式，社交平台严控妄议，朋友圈众多时政写手被噤声被销号， 京城有名无名政治异见人士被约谈监控软禁，当局每天都在向世界提供着习近平所谓政治自信的反证。
在中共高压控严控妄议时政的背景下，社交平台这两天频繁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苏联共产极权统治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因批判血统论而于五十一年前被中国共产极权统治者枪决的遇罗克。
社交平台这两天频繁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苏联共产极权统治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因批判血统论而于五十一年前被枪决的遇罗克。
一篇题为《纪念遇罗克》的网文这样写道：“51年前的今天，在万人北京工人体育场，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人潮人海中，欢呼的，叫骂的，附和的，好一场“盛世”狂欢！当年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时候，人们向他们的身上扔去菜叶和咒骂，人头落地时，人们终于饱食了一餐人肉盛宴，发出齐齐的欢呼。
思想者不一定都有骨头，如海德格尔；有骨头的不一定有思想，两者兼有的，遇罗克是一位。在荒谬的年代里，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血统论。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已经进入二战后的繁盛期，进入蓝调之音弥漫大街小巷的中产时代；这边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这样丧失理性和逻辑的蠢话竟然被奉为圭臬。只是说出常识，人人生而平等，便要成为殉道者，这是怎样的不堪？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镇静地回答：“值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在茫茫九宇间，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沧海一粟，昙花一现；可如果他一生中的所言所行被后人称颂，他就会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延续；他，虽死犹生。
三月三号，是布尔什维克的终结者戈尔巴乔夫的90岁生辰，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世界多国领导人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贺电，尽管官媒对苏联解体的定性是否定的，但社交平台依然出现不少对戈氏的正面评价帖文，网友“李拜天”发帖说：他以良知摧毁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他的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也有网友不无针对性地贴出戈氏语录，比如他曾说：“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共产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
另有网友发帖说：“戈尔巴乔夫向邪恶开战的第一枪是停止了苏联各中小学的历史课，他告诉苏联国民：我们的历史，全都是谎言”。
今天人们之所以向这位苏联极权帝国的终结者致敬，显然是在针对另一个正在崛起中极权帝国。
一篇题为《道路以目会成为奢望吗？》的网文这样写道：道路以目的故事说的是周厉王暴虐贪财，国人困顿不满，周王就使用特务手段，派人到大街小巷探听人们的谈话，有谁说了国王的坏话，就立刻抓起来杀死。周国人都不敢再说厉王的坏话了，心中有不满，也只能是在碰到熟人的时候用目光交流来表示心中的不满，所以叫做“道路以目”。当时周厉王很兴奋地对大臣们说我现在终于可以让人们闭嘴了！周国人确实是不再瞎说了，干脆动起了手，直接拿起武器将周厉王赶出了王宫。
这周厉王大约是第一位用特务手段来治国的中国君主了，下场很悲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使用特务手段治国的君主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不仅建立了系统化的厂卫制度来控制人们的言行，还发明了文字狱，开始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不服的都砍掉脑袋。接下是满人建立的清朝，先是暴力征服，不剃头发就杀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服就屠城；接着就是控制人们的思想，从明朝学来的文字狱玩得炉火纯青，一波接一波地杀读书人，直到绝大部分读书人噤若寒蝉，眼睛只敢盯着四书五经，哪还敢跑到大马路上去进行眼神交流？在清朝消失了一百多年以后，经历了民国一度的思想活跃期，中国居然又进入了一个钳制思想的高峰。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从一帮大学教授学生发展起来的，但从红军时代，也就是说当中共手中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时候，他们就将知识分子视为仇敌，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想，一切都要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
从1949年获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开始，中共所作的一切可以用控制和掠夺来概括。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中共的控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土改开始，经历大镇反、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社教，最后到达文革这个高峰，中共的控制手段也从肉体消灭升级到思想控制。文革结束后，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思想自由（相对文革而言），随着1989年6月中共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中共又开始新一轮控制轮回。
首先用经济利益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必须说这与国际民主社会希望通过经济自由使得中共最终放弃专制制度的想法暗合，因此有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起飞。中国民众在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给中共创造了巨量财富，这些财富反过来成为中共控制中国民众的基础。其表现就在：一方面中共化巨款购买西方高科技产品来帮助自己更好监控民众，并且斥巨资进行外宣工作，蛊惑欺骗民主社会；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中国市场来诱惑西方大公司，让他们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跳舞，不敢越雷池一步。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了中共一丝慌乱，中国民众慢慢可以接触到一些真实的消息，也能表达一些真实的意愿，但很快，借助西方高科技公司和无良中国科技人员的帮助（首当其冲的是方滨兴）中共建立起网络防火墙，而且大言不惭地说起了网络主权。 在屏蔽了外界的信息，又通过一定的经济自由让绝大部分中国人觉得岁月静好的同时，中共借助新的科技手段加强了对中国民众的控制，对胆敢向中共统治发出微词的少部分人采取雷霆手段，杀一儆百，这就是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对那些质疑新冠疫情和中印边境之争实情的人采取如此剧烈行动的背景。
如果我们观察近十年中共政权对待网络意见的态度，可以看到一个由慌乱害怕，到掩饰，再到强硬，最后到严厉打击的过程。最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件一旦曝光，地方政府都很害怕，基本上都是息事宁人，当事者的要求也能得到一些满足。从2015年徐纯合案件开始，中共不再掩饰，干脆将积极参与者抓起来，加上各种罪名判刑入狱。 对于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在2020年之前中共大致上会采用警告，最多是行政拘留让他们闭嘴，就像武汉医生李文亮遭遇到的那样。而从2020年开始，中共对言论的管控陡然升级，略有异议，立刻抓人，而且以刑事重罪相威胁。
最近（2021年2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对7名质疑中印冲突实情的中国网民进行了惩罚。最轻的是行政拘留7天。最为奇特是重庆警方发的通告，对一名19岁的年轻人不仅进行刑事拘留，而且因为这个年轻人身在国外，居然宣布对他进行网上追逃。这还没完，重庆警方接着威胁，如果他不回国自首，他的父母就会有麻烦。全国警方如此步调一致地行动，中央媒体立刻报道，显然是有中央级别的人物进行协调，而且想用重刑来吓唬敢言之人。这一次轮到周厉王玩一回穿越，从2800年前穿越回现代，逼着中国人重新体会下道路以目的感觉。
遍布全国的摄像头已然将奥威尔的《1984》中想象的场景变成了现实。人脸识别，步态识别，手机实名，电子支付已经让你无处遁形，电子货币可以让不听话的人瞬间失去财富。今日头条都可以窃听夫妻间的私房话，你手机里的各种软件如学习强国，健康码基本将你的小心思出卖得一干二净。你也不要再指望做什么道路以目的游戏了，在新疆，就凭你的亲朋关系，穿着，平常阅读的书籍，看的视频电影，甚至是申请一个护照，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出不出得来就看人家的心情。迟迟早早新疆的那一套就会搬到全国，习大帝的千年帝国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个感觉，也许习大帝真有个始皇帝的梦想，这中国的历史兜兜转转居然又要回到2千多年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