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長華
1978年前，中國近10億人在溫飽線下掙扎；30多年後，中國一躍成為經濟總量第二的世界大國，十幾億人的命運從此改變。短短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跡究竟如何發生？
在官方敘事中，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是國家層面頂層設計的結果。然而，真相並非全然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經過多年觀察和研究，從最純粹的市場理論視角向全世界指出：“不是中國政府，而是‘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
這個結論不簡單，獨立學者榮劍先生如此評價：科斯給出了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改革和中國經濟發展最深刻的洞見。
因為，他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有些人視為中國經濟發展主導力量的國家權力，其實並沒有在中國市場化轉型中起到積極作用，國家主導的改革或通過其有形之手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實際上是在邊緣革命所開拓出來的基礎上形成的。
這確實是真正的“洞見”。中國人在自己的座標中通常找不到那樣的“洞”，因而難以窺見科斯之所“見”。
羅納德·哈裏·科斯（1910年——2013年），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晚年，作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榮休教授，科斯還成為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科斯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推崇經驗研究，批判經濟學因脫離現實而踟躕不前。科斯經濟學直接影響了中國幾代經濟學家，包括張五常、吳敬璉、周其仁、張維迎、盛洪、向松祚等等。
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經濟學家如蒙代爾、諾斯、福格爾，以及中國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等，組織了“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張五常那本著名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即根據這次研討會的主題論文整理而成。
上述關於“中國奇跡”的結論，即“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科斯在其著作《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有詳細的論述，這和當前中國遭遇“經濟困境”時，重新呼喚“民營經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2023年防疫政策放開之後，社會普遍對中國經濟抱有期望，但現實卻並不是想像的那樣，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怎麼疫情放開了，經濟恢復卻沒有達到預期？
著名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2月24日指出，“近年來，民營經濟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這是自改革40多年來非常罕見的現象。”
2023年下半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措施，包括“31條”“25條”等等。但民營企業似乎還是預期偏弱、信心不足，全年民間投資同比下降0.4%。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民營企業家最看重什麼，政策怎麼做才能給他們更多信心？
換句話說，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民企興則國運興，民企衰則國運危”的週期性“搖擺”呢？
其實，我們不妨把目光放得長遠一些，拉開歷史的距離，也許會觀察得更為真切。
近代史上的三場“國進民退”
章乃器先生之子、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指出，清末以來，中國歷史上先後發生過三場“國進民退”，結果第一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第三場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國民共進”才是人間正道。注釋一
第一場“國進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門戶，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和自由貿易，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面臨解體。清政府不得不“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由此發生，但其主體思想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
洋務派創辦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始於軍事工業，繼而發展到與民用有關的行業。但官營企業管理不善、貪污浪費等弊端日顯，加上資金短絀等困難，李鴻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辦”政策，開啟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道門縫。利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漢陽鐵廠等。
這些企業的私人投資，有很多來自權貴官紳。他們在經營上享有免稅減稅貸款緩息以及專利等優惠和特權。由於產權不明，一些戴上了紅帽子的“官督商辦”企業，實際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進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國企”的老總盛宣懷，亦官亦商的雙重身份，使他成為化公為私的最大獲利者。
清政府對於發展私人資本一直搖擺不定，長期沒有開放私人創辦新式企業。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仍將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官產，要求防止民間資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發展私人資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國強兵之道。直到甲午戰敗，國力衰微，《馬關條約》又規定外人可在華設廠投資，民間設廠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並鼓勵私人興辦企業。
這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民進國退”。
據估算，從1894年到1913年的產業資本總量看，民族資本的增長超過了官僚資本：官僚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4.32，年增長率為9.2%；民族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20.45，年增長率為17.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歷史表述，籠統地將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混為一談，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後者是從國家資本中蛻變而出的權貴私人資本。
清政府對紡紗、碾米、造酒等行業開放民營，而對航運、電報、鐵路等行業仍捨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發動了將招商局收歸國有的攻勢，被李鴻章強壓下去；李逝世後，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將盛宣懷掌控的電報總局收歸官辦，壓價收回商股；繼而奪去盛的招商局督辦一職，改派親信楊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懷在李蓮英的支持下東山再起，出任郵傳部右侍郎。他發動電報總局商股股東與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資損失。同年光緒、慈禧崩逝，袁世凱罷職閒居，盛又以經營虧損為由，於翌年召開招商局股東大會，選舉自己為董事會主席，將招商局完全改為商辦。上述事件背後，既有官僚集團之間的爭鬥，也交織著官商矛盾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這種改制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結束時，約有44個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實現了由官營到民營的轉變。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為朝廷重臣。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盛宣懷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鐵路於1865年引入中國後，其經濟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904年，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為商辦，1909年宜昌至萬縣段開工。與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隨糧強制徵收，值百抽三，相當於政府攤派集資。就股權而言，川人無分貧富貴賤，都與這條鐵路利益攸關。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佈“鐵路幹線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竣工遙遙無期。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願群眾。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佈退位，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盛宣懷是近代影響巨大的實業領袖，在政商兩界長期左右逢源；端方、趙爾豐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識見遠非顢頇的守舊官僚可比；這些體制內新銳人物及各省的立憲派士紳，推動著清末的“預備立憲”潮流，與同盟會為首的革命派展開競爭。“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經濟維權事件演變為官民間的大規模群體對抗，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索，體制內革新派精英也難逃玉石俱焚的下場。
第二場“國進民退”：拖垮了國民黨政權。
如果說清末的“國進民退”有較鮮明的人治特色，國民政府的“國進民退”則帶有深刻的團體烙印。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繼承了會黨傳統，而“以俄為師”重建的國民黨，融入了列寧式政黨的集權血液。其經濟政策中的威權主義色彩，隨著外患的加深和權力的膨脹而日益凸顯。
1927—1937年間被稱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民間資本與國家資本並行發展，互有消長，民族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超過8%。民營企業在紡織、礦業、交通、電力等經濟領域佔有優勢。到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全國工業資本（包括礦業）約有13.76億元，其中民營資本約為11.7億元，官營資本只有2.06億元，約占15%。抗戰頭三年，後方民營工業投資也超過戰前全國平均額。
193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令計劃經濟思潮在國際上崛起，也影響到國民政府的主政者。蔣介石欣賞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國內企業家和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計劃經濟。例如盧作孚就主張：“在計劃經濟原則下，政府所必須直接投資經營的事業，只限於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此外，則皆投資於人民所經營的事業，而讓人民管理其盈虧成敗。政府只站在全盤產業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關係，管理其相互配合的關係，而獎勵指導幫助每一樁事業，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樁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政府開始轉向戰時體制，重點發展國營企業。1934年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工業建設，推行重工業建設計畫，成為權力最大的經濟主管部門。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四聯總處），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通過資源委員會控制戰爭資源，對經濟實行全面干預。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正式確立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後，政府片面扶持國營工業，國家資本入侵到麵粉、火柴、紡織、電力、交通等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並迅速佔據優勢。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孔、宋等豪門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乘機憑藉體制權力駕禦經濟形勢，化公為私，與民爭利，大發國難財。
到抗戰後期，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已處於壓倒性優勢。通貨膨脹、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國家資本和豪門權貴的壓迫侵奪，令民營工業處境日艱。戰時的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和通貨膨脹，導致民營工業借貸無門，資源匱乏，在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日益萎縮。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忙於復員接收，軍工訂貨大部停止。很多民營廠家發不出工資，瀕臨破產境地。而當局卻將其視為累贅，不聞不問。民營企業家們不甘坐以待斃，依託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等團體，不斷與聞國是，參加憲政運動，呼籲“經濟民主”，決心聯合抗爭。他們要求參加政府對敵偽工礦業的接收和復員工作，要求繼續訂貨並收購產品，要求發放緊急工貸以渡難關。
戰後國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敵偽產業，不僅導致了政權的腐敗，也加大了“國進民退”的比重。在經濟部接收的2243家工礦企業中，除保管未處理者448家外，轉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交資源委員會等機關經營者1017個，發還原業主者298個，標售給民間經營者441個，其中電廠因多系國營或戰前已有原主，未作標售。戰後民營工業資本僅恢復到戰前的78.6%，官僚資本則突增至戰前的2.8倍，“國進民退”已成定局。
這場“國進民退”的後果，是民營工廠大批倒閉，工人失業；迅速膨脹的國營企業腐敗滋生，效益低下，出現泡沫化。社會通脹失控，物價飛漲，政府稅收銳減。及至國民政府意識到危機，出於擴充稅源等考慮，試圖改推“國營事業民營化”來補救，但大錯已經鑄成，民間資本已衰敗到無力接盤，令這一方案無疾而終。
國營企業腐敗，民營企業衰敗，這些弊端是一黨專政體制所無法解決的。財政崩潰、民心思變和軍事失利，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傾覆。
第三場“國進民退”：延遲了中國現代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承諾私人資本主義將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期。建國《共同綱領》確認“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經濟恢復時期，國家推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方針，促進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發展。政府針對當時私營工商業遇到的困難，實行國家委託加工、訂貨和收購，優先保證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發展。截止到1952年，私營工商業擁有380萬職工，其工業產值約占工業總產值的40%左右。與此同時，一批有代表性的私營工商業開始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先後實現了公私合營。
1952年1月到10月間開展的“五反”運動，摧毀了企業家們的信心，在巨大的壓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繼續經營下去。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決定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共同綱領》的承諾事實上已被取消。當年12月，全國60多家金融企業率先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成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1954年憲法規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過沒收舊官僚資本、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經濟命脈後，開始推行“對資改造”。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提前發動和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為了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對資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啟動，事實上廢止了1954年憲法中“國家依法保護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的條款。
根據當時的贖買政策，對私營企業進行了清產核資，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無發言權。據統計，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總額為24.2億元，並據此對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114.2萬人。此前私營企業繳納重稅及攤派公債後的盈利率約為10%，這種還本付息的贖買方式，略似當今之封閉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僅低於盈利率，甚至低於存款利率。
1956年底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全國99%的私營工業戶變為公私合營，商業戶中大多數實現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公私合營後的私方人員，在企業管理上有職無權，其管理經驗不被重視，政治上淪為“改造對象”。當時資本夠2000元即劃為資本家，95%的人領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幾元錢。很多人寧願放棄定息，以摘下尷尬的“剝削”帽子。
據說定息將發放七年，但毛澤東又說：“七年虎頭，五年蛇尾，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如果還需要延長，到第四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資產階級從“改造對象”變為“專政對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總共支付了10年，相當於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經任何合法手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
“文革”結束後，開始給原工商業者落實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問題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提出八項措施，其中規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財物和被佔用的私人房產應該發還，過去被扣減的薪金應該補發，以前應領未領的定息可以補領。1981年又從當時在世的86萬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勞動者70萬人，約占81%，這些人已被改造、專政了25年。
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民營企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經歷了一輪否定之否定。對私營經濟和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相繼寫入憲法，向1954年憲法回歸，《物權法》也於2007年公佈實施。但就原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產權而言，對公民財產權利的保護，仍存在法理邏輯和司法實踐上的悖論。
政策畢竟不能代替法律，建國以來政策上的多次變化，給政治、經濟生活造成了無數折騰。就歷史上國家對公民的傷害作出賠償，在法制國家負責任政府中多有先例。因為只有取信天下，才不會導致企業家對長期穩定發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為謀利。
第三場“國進民退”比前兩場更加徹底，全國吃上“大鍋飯”，市場經濟被消滅，同時也消滅了從傳統到現代形成的工商業文明。國家吃完“蘋果”吃“葡萄”，掌控全國財富資源後，發動了“大躍進”這樣的全國性瞎折騰，引發了持續多年的大饑荒，經濟全面滑坡。國內、黨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釀成歷時10年的“文革”，最終將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戰後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先後起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被延遲了20年。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卓炯，早在消滅商品、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理論盛行的20世紀六十年代初，幾乎單槍匹馬，首倡商品經濟理論，振臂高呼“商品不能消滅”！“商品經濟萬歲!”，為我國研究市場經濟和私產，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實踐已告訴世人，私有制是不能消滅的，消滅私有制的道路，不是人類的正道。但還有不少人對消滅私有制理論及其體系，仍十分自信。我們必須將私有制、私產的研究，放在人類歷史長河和世界範圍進行，將實踐上升為理論，從理論上認識：私有制不能消滅!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必須放棄，以消滅私有制為基礎和核心的理論體系和理想，也應該放棄。
改革就是要建立社會自主發展模式
吳思先生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官營工業生產體系還面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系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系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只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資訊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只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分工和發展的進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邊界。於是，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準的提高也是沒有止境的，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注釋二
由於歷史的巨大慣性，這種國家控制社會的模式，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間。這個時段，中國恰恰是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這不但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原因，而且導致普遍貧困。
馬克思曾經批評過“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現象。
2013年，學者榮劍就指出，目前，國家直接和間接掌握的資源數量大得驚人，由資本和權力結合形成的權貴資本，佔有著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優勢，構成無可匹敵的龐大利益集團。國有企業佔據壟斷行業，謀取高額暴利，卻從不分惠於國民，“國有”其實徒有其名，僅是少數人的謀利工具。國家全面介入經濟領域，權力和資本頻繁交媾，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雙重缺失，使得腐敗難以從制度上根除，執政黨信用和形象已經受到嚴重敗壞。這樣的制度安排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三十多年前，執政黨和學者們在一起反思，通過歷史的經驗和制度的比較，終於認識到，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權力過大，過於集中，高度壟斷，是導致中國經濟長期停滯的制度原因。改革就是要改變國家全能主義體制，逐步建立社會自主發展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市場機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權制度和價格體系，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增長問題。國家在經濟領域中的傳統作用方式，如國家所有制、計畫配置資源、價格管制，都是作為改革的對象，改革的主基調是放權讓利，國家從它應當退出的領域逐步退出來。這個過程，其實質就是社會的“去國家化”，國家把本屬於社會的各項權力，首先是經濟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這在當時是一個基本共識。
不過，在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之後，“去國家化”的經濟改革便陷入舉步維艱的狀態。政治動盪開始顯現，社會迷茫於改革去向，學界焦慮於改革停頓，政改呼聲日趨高漲。在此形勢下，黨內高層對改革路徑的認識分歧明顯擴大，擔心改革失控成為執政黨的主要憂患。於是，新權威主義出場：它主張在一個特定的時刻，以威權人格和威權制度確保社會穩定和秩序，同時推進市場化進程，承諾國家有最終的民主化前景。注釋三
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體制司原司長賀陽列舉了一組數據：
2019年6月23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對20家中央企業的審計報告。結果顯示：其中18家採取虛構業務、人為增加交易環節、調節報表等方式，累計虛增營業收入2001.6億元，虛增利潤202.95億元。
賀陽指出，凡是瞭解內情的人都清楚，眾多國有企業內部貪污受賄、吃裏扒外、揮霍浪費以及效率低下等造成的虧損和隱性虧損，數量往往更加驚人。我們還要看到，這次審計部門查實的這18家央企，在全國成千上萬、無所不在的國有企業中間，僅僅是冰山一角。如果把遍佈各個領域的全部國有企業給國家和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加在一起，一定會讓每位全民所有制企業和國有資產的“主人”瞠目結舌！
這些年來我講過多次，國有企業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市場不可能“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交易費用制度成本不可能大幅度下降，經濟社會的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政府和執政黨的公信力很難得到提高，我們就很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能否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今天已經成為判斷我們是否真正深化改革的試金石。注釋四
賀陽還列舉了另外一組數據：2008年到2018年，國有企業的淨出口始終都是負值，說明這11年間它都是貿易逆差的創造者。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於國有企業全面壟斷了鋼材、煤炭、石油以及糧食等大宗商品的進口權，進口後將這些大宗商品轉手賣出賺取差價，這種壟斷權已經足以確保這部分國企一本萬利地過日子；而其他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生產物美價廉、適應國際市場最終消費品的能力極差……
為此，賀陽大聲疾呼：在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在面臨新冷戰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們切不可因為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各種既得利益的束縛，在一般競爭性一般營利性國有企業去留的關鍵性問題上繼續抱殘守缺、貽誤改革時機，給自己造成越來越大的被動。為了國家民族和億萬百姓的前途、命運和福祉，儘快啟動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性一般營利性領域這項最根本最關鍵的改革吧！注釋五
民營經濟決定了中國經濟驚人的總體表現
2014年，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金炳椽、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王瑾聯合完成的一篇論文指出，在企業層面，私有制是決定績效的最重要的制度。私企是中國經濟成長和績效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如果革除歧視私企的制度，讓私企在平等的市場競爭條件下自由發展，中國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通過對比中國全體企業和26個其他轉軌國家的全體企業，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過去發展成功的方面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的規律一致，既不是奇跡，也並不存在超越市場經濟規律的特殊模式。……正是私有企業，尤其是新興私有企業，而不是違反其他國家經濟共同規律的‘奇跡’，決定了中國經濟驚人的總體表現。”
文章指出，在所有因素中，包括外部環境因素和企業內部制度、特徵，解釋企業績效差異的最終決定因素是所有制。不論以哪一種標準衡量績效，中國的新興私有企業在所有的轉型經濟中都是最有效率的。這裏的新興私有企業指的是由私人企業家創建，而非通過私有化產生的私有企業。
該文研究發現，從銷售額、銷售增長、增加值和資產收益率(ROA)等業績指標看，中國的企業，無論是什麼所有制，總體上都要比中東歐國家的相同類型企業的表現顯著更好。然而，如果從全要素生產率(TFP)和人均利潤這些衡量企業效率的指標來看，中國的新興私有企業和在華運營的外國企業要比中東歐的相同類型企業更有效率，而中國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要顯著低於其他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注釋六
針對非公有制經濟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平的論調，李曉西指出，說非公有制經濟在公平性上具有兩面性，其實，公有制經濟何嘗不是也存在這種兩面性。當我們把一切罪惡都歸於私有制時，以為公有制就會帶來一個全新的社會時，我們犯了一個簡單化的錯誤。事實上，幾十年的實踐使我們發現問題不這樣簡單，公有制尤其是單一形態的公有制，其產生的公有制經濟表面上是所有人的所有，其實，在現實中，往往成為一部分人、少數人的所有。有些人是非法去佔有公有財產，更具典型性的是不少人合法地佔有了公有財產。利用手中職權佔有公有財產的實際使用和受益，這在現實中，尤其是傳統經濟體制下，成為普遍的現象。公有制並沒有自然帶來人民生活的天堂，帶來人們平等的受益和消費權力。因此，在提出非公有經濟也存在向平等性轉化的一面時，強調的是兩種經濟，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都有自己最適宜的領域，這需要通過實踐來達到最優的配置。注釋七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在分析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時指出，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仍然不容樂觀，它在近年來總體上有所惡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有著制度原因、市場原因和自身原因。
首先是體制原因：一是從法律和政策規定上看，民營企業的地位仍然較之於國有企業要低，私營經濟的地位也比公有制經濟的地位要低；二是民營企業的法律安全問題所有加重，比如政府在煤礦業的結構調整是以犧牲私營煤礦業主的基本權利為代價的；三是宏觀經濟政策變動頻繁，主要是保增長，但是政策變動往往侵害到民營企業的產權，比如信貸控制和金融抑制政策造成民營企業融資難；四是匯率的大幅上調影響到大量東部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與出口；五是勞動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規和環境法規的強化實施提高了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成本；六是行政壟斷力量近年來越來越強勢，限制了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七是民營企業稅收負擔總體上比較重；八是很多地方各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較大，對企業經營各種名目的侵擾增多。
其次是市場原因：一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外需減少；二是歐美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摩擦較多，反傾銷等措施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出口造成一定的衝擊；三是沿海地區民營企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競爭性行業工業產品價格總體上趨於下降，原材料、勞動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發東部沿海地區製造業危機；四是總體經濟下行，企業之間“三角債”問題嚴重，在許多地區部分企業資金鏈緊張或者斷裂，經營困難；五是地方保護主義嚴重，一些外地企業在中西部的經營甚至遭遇“關門打狗”；六是很多企業面臨產業轉移或者產業升級，但面臨資金和資金瓶頸。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加劇了其轉型難度。
目前中國政府對待民營企業的所謂經濟風格迥然不同於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那些國家，民營企業的准入作為常例不設禁區，不准予進入只是例外。國有企業的准入是例外，需要立法批准。國有企業不與民爭利，其職能是列舉的，只是在競爭性和營利性領域之外發揮輔助性支持的作用，也就是遵循輔助性原則。中國的“新36條”及其實施細則規定了民營企業如何進入、在何等程度上進入原來無法進入行業。而國有企業在市場上可以呼風喚雨，所向披靡，不受輔助性原則的約束。
目前中國的經濟風格是統制主義的風格，還不是市場經濟的風格，也不是計劃經濟的風格，而是介乎其間。對於民間自發的經濟力量，採取以“堵”為主的辦法，而不是以“疏”為主的辦法。這種風格植根於政府部門的自由裁量權過重、政府干預過大，總體上不利於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功也與一定程度上選擇性地推行競爭秩序的核心原則有關。只有普適性地遵循上述競爭秩序的構成性原則，建立和維護這樣一種績效競爭秩序，才能成其為可能。這種競爭秩序將可以為民營企業的長足發展保駕護航。
當然，民營企業也有其自身的問題。部分民營企業按照國際標準強化自身的管理。但是多數民營企業的自身管理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包括其產權結構、治理結構、人力資源管理、融資管理、財務管理、生產管理和行銷管理，均存有問題。注釋八
民營企業期盼透明、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春江水暖鴨先知。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2013年11月11日，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王健君、尚前名採訪時所說的一席話，可以說代表了民營企業家的心聲。
柳傳志說：對於民營企業家自身來說，最希望的就是政府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最明顯的就是減少審批，給企業創造一個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在回答國企和民企各自的優勢在哪里時，柳傳志說，一些回報期比較長的投資，比如在一些大型公共設施建設上，國企可能更擅長。而在市場充分競爭的行業，民企可能會更靈活。此外，國企由於有任期制，到一定時期就換人，因此當期的領導者對企業發展缺乏長久佈局可能也是國企的一個缺陷，民企的管理層往往更有主人的感覺。
雖然國家對國企發展也有保值增值的要求，但是他們本身對保值增值的考核依據是什麼？對民企老闆來說，利潤增高了以後，財富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員工的；但對國企管理者來說，做到了保值增值他自己能得到什麼？光講覺悟是不夠的。更何況有的大國企領導人一旦想去當公務員，那麼他對自己未來道路的設計未必就是按照企業發展道路去設計，所以這裏面有很多機制問題。
我們作為民企，特別不願意老提所有制身份，因為民企國企都是中國企業，大家都交稅，都作貢獻，不要採用特殊待遇。
在回答對於民營企業家自身利益的公正體現和公平保障，希望有哪些制度保障時，柳傳志回答說，首先應該給民營企業家一個明確的政治身份，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群人。
第二就是私有財產的保護。據我瞭解，近年來資金外流、企業家移民比較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家看不清楚，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第三是通過市場化機制減少審批，用市場規則確定經濟的發展，讓企業完全按照平等透明的規則辦事，這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12月8日，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華生教授在“復旦大學EMBA 2018中國企業家高峰論壇”上呼籲，不要給企業貼所有制標籤，而應通過加強產權保護、法治和權力制約，營造好的營商環境。
首先是對產權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護。市場經濟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務，實際上交換的是各自的財產權利。我放棄了自己的貨幣產權，換來你放棄了擁有自己貨物或服務的權利。這裏的關鍵是雙方地位平等，不能強取，不能豪奪。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便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煩的是，平等和產權這個東西在中國傳統中從來最缺乏。
今天其實並不需要對民營企業的特殊扶持和傾斜，而是需要一個競爭中性、不貼政治和所有制標籤的營商環境。
講營商環境無法離開法治。法治在這裏是指依照明確可依、一視同仁的規則管理市場。規則要改變也要有一定的程式，使人們能夠建立合理預期。法治是尊重和保護產權的必然延伸。否則，政府自己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那就沒有公平可言。或者政府自己倒是不直接下場，但隨意橫徵暴斂，政策出爾反爾，產權保護也會成了空話。
營商環境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條是權力制約。不受約束的權力會被濫用，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信任任何國家機器的原因。
如果我們想有一個穩定的營商環境，就不能沒有對權力的制約。而且其意義，也絕不僅僅在一個營商環境。因為營商環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個經濟環境、司法環境、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的產物。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特權，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將這一理想變為現實，責任無比重大，使命無比光榮。
我們今天還沒法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用人民的自我武裝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國家機器，因而設計和發展完善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機制、制約制度，保證權力從上到下無一例外地裝進制度的籠子裏，就更為關鍵和重要。實際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國，中下層官府及各級官員也不能為所欲為，其權力也還是多少受到制約的。
所謂沒有權力制約主要是指對頂層權力沒有制約。近代以來在權力的使用和制約方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最終解體以及我們自己過去的經歷中，都有過慘痛的教訓。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百年以來極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說明，能否建立起對國家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有效制約制度，是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國家機器仍然需要長期存在的新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必然內容和要求。
2012年5月4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先生在獲得米爾頓·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時，發表獲獎感言時說，窮人在市場上是沒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獲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簡單說就是開放了市場，賦予每個人參與市場活動的自由。讓每一個願意參與市場交換的人都有機會參與。在市場上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別人交換。這時候財富就創造出來了。自由的擴大導致財富的迅速增加。二百多年的進步超過了人類有文字記載的幾千年進步的近十倍。這樣空前偉大的進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學技術在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學技術也只有在市場環境下，通過商業化才能為人類造福。所以關鍵還是要有市場。
中國追求自由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由於國有企業佔有壟斷地位，民營企業沒有平等地位，也就沒有參與競爭的自由。有許多行業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如金融業，石油業，電力業，通訊業。這些行業利潤非常高。而民營企業沒有進入的自由。
在中國，追求自由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細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無一不是由許許多多細流會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這樣。在CATO促進自由獎的鼓勵之下，在中國和全世界會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人類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榮的理想會更早地來到。
“國退民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中國著名法學家、憲法學者曹思源指出，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等資料的數據，1949年中國工業國有經濟占26.3%，非國有經濟占73.7%。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公私合營、三大改造加上各種政治運動，把非國有經濟拼命往下打壓，壓到了10%左右。但是在文革後期，經濟太困難了，老百姓要找出路，還是需要私有經濟。爾後，改革開放了，私有經濟的比重逐步上升；相應地，國有經濟的比重逐步下降。到了1999年，私有經濟的比重達到71.3% ，基本上回到了1949年的狀況。所以這就相當於一個U形，兩邊高、中間低，可以說是半個多世紀的大U形。它反映了私有經濟的內在生命力，是怎樣拼命打壓都打壓不了的。因為全國人民的生活離不開私有經濟。中國現在私有經濟或曰“民營經濟”正處於蓬勃發展的歷史階段。民有經濟比重的上升，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這種“國退民進”應當說是符合歷史規律的發展潮流。
曹思源還回憶說，我曾兩度應邀到瑞典講學，順便請教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前總書記，也就是前任首相。我說：卡爾松先生，貴黨曾經連續執政44年，那麼長時間你們為什麼不搞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建立計劃經濟體系呢？卡爾松一聽就笑了，他說：不行。要那樣搞我們就得不到選票，老百姓不擁護，我們就要下臺。我們現在商業85%、製造業94%都是屬於私有經濟。這種經濟效率很高，能把蛋糕做大，我們政府也就能收更多的稅，進行第二次分配時，就能更好地照顧那些比較貧困的人。而國有經濟是個“無人所有制”經濟。所以說並非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大辦國有企業，大辦國有企業並非老百姓之福，這是我們長期以來沒有弄明白的事，或者說是假馬克思主義愚弄老百姓導致的後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推行了國有化，結果沒有一個搞得好的；第三世界有的後起之秀搞國有化，經濟效果也不行，最後都走上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不約而同都是搞非國有化，鼓勵和保護民間資本。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國退民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我國五千年的文明靠的是什麼呀？是私有制條件下人民辛勤勞動才創造出的燦爛的中華文明。世界五千年也是如此。假定五百年前就搞國有化，大家窮得叮噹響，都吃大鍋飯，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那最後就會倒退到原始社會去。別的不說，我們記憶猶新的，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那時國有經濟鋪天蓋地，剩下一點集體經濟，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公有經濟，結果怎麼樣？當時中共中央檔明確地說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苦不堪言。
對於那些老是要搞國有化，老是要以國有企業吃掉民有企業的人，我倒要問一句：同志啊，你們這樣熱心搞國進民退，就不怕經濟崩潰嗎？就不怕餓死人嗎？經濟競爭當中，沒有常勝將軍。國有企業虧損了怎麼辦？虧損了，您賠得起嗎？您賠不起就要國家賠，國家的財政補貼從哪里來，最後還不是要老百姓背國企虧損的大包袱嗎？請問：您的責任心何在？注釋九
對經典的錯譯嚴重影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如果說曹思源先生分析了“假馬克思主義愚弄老百姓導致的後果”，那麼，全國工商聯原黨組書記，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胡德平先生《與時俱進的民營經濟》一文，則從對馬克思經典作家的“誤譯”導致的“誤解”中，指出了中國走入“誤區”的原因所在。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陳劍認為，如果從《與時俱進的民營經濟》提煉出關鍵字，就是自由、平等、合法性和權益等。特別是，如何釋放市場活力，社會的活力，思想的活力，如何提升民營經濟合法性，尊重農民權益，讓人民有更多選擇空間，進而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更多自由發展的空間， 是這本書關注的重點。注釋十
《鑒別兩種社會主義的一塊試金石——是“揚棄”，而不是“消滅”私有制》是《與時俱進的民營經濟》中一篇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合法性的文章。這篇文章涉及到黨的初心，關係重大。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其中“消滅”是否是《共產黨宣言》德文版的原意，是否是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意，需要分析。
作者在這篇文章用了大量篇幅闡釋，把德文版的“aufheben”翻譯成“消滅”，不符合原文本的詞意。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是從俄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翻譯而來的，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理論家也承認，“消滅私有制”是俄文的翻譯，誤將德文的“揚棄”錯譯為俄文的“消滅”。但這種錯譯嚴重影響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的科學性。
什麼是揚棄，揚棄是繼承和發揚舊事物內部積極、合理的因素，是拋棄和否定舊事物內部消極的、喪失必然性的因素，是發揚與拋棄的統一。
《共產黨宣言》錯譯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不僅涉及到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更是涉及億萬民營經濟生死攸關的問題。正因為此， 對經典著作準確翻譯至關重要，甚為關鍵。誠如恩格斯所說，“《宣言》的翻譯一直使我害怕”。
作者對前蘇聯在這方面教訓作了認真分析，並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歷史實踐中被揚棄的進程進行分析。雖然民營經濟在中國有了長足發展，但由於人們對社會主義存在隨時隨地可以消滅私有制的誤解，這妨礙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影響了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發展壯大，但為什麼很多企業家仍然心神不定？就是上述誤解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徹底清理。一些人腦海中仍殘存著對民營經濟的歧視，一有風吹草動，舊有的意識形態，一些過時的觀念就會捲土重來，十分不利於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在作者看來：“只有各類市場主體真正享有平等的權利，才能克服民營企業家心中對私有制的‘餘悸’”，企業家才會對未來有清晰預期。
作者的上述分析和思考，有著強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為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奠定了厚實基礎。
發展民營經濟需要強大理論支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陳劍認為，把發展民營經濟看成僅僅是對公有制經濟發展不充分的一種補充，或者把它看成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解決貧窮或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甚至把民營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異己力量，民營經濟完成歷史使命就應“離場”了，或應實行新的“公私合營”。這些錯誤認識和由此帶來的一些政策偏差，束縛或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影響到社會公平正義的落實。
改革開放40年，可以說也是圍繞民營企業的發展爭論了40年。要消除發展民營經濟是權宜之計的認識，沒有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時俱進，不能夠對不合時宜的理論進行清理，期盼民營經濟能夠有長期穩定發展是不現實的。也就是說，要實現民營經濟長期穩定可預期的清晰發展，需要強大的理論支撐
只有在自由的環境下，人的體力和智力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和運用。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考察和判斷社會主義，改變所有制本身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使一切社會成員過上充裕的物質生活，使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成為人的解放的重要一步。
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動力之源。
陳劍在《社會主義與民營經濟》注釋十一一文中寫道，市場經濟天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則與社會主義不相適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劃等號，正是社會主義具有旺盛活力的動力之源，也是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必然性的根本。而民營經濟則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主要是以民營經濟作為基礎的市場主體活力釋放所致。對民營經濟認識上的偏差，影響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因而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的作用十分重要。
陳劍認為，相比較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更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這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是市場經濟能夠極大調動天下人主動地參與市場的積極性，進而使人們的溝通聯繫分工協作更加緊密，整個社會活力因而得到極大釋放，天下人社會性質得到提升，並能夠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二是市場經濟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空間。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揭示了人的發展的最高形式。市場經濟是一種鼓勵人的自由發展的經濟，有利於人的潛能和活力的釋放。不同於計劃經濟條件下對每一個個體的強有力的管控。由於每一個人都享有平等的經濟自由權利，進入市場後只遵循市場規則而不受他人或機構的控制，正是在此情況下，市場對個人勞動成果的認可，與個人的努力，包括智力和體力的付出程度密切相關。因而能夠極大調動人們廣泛參與的積極性。
三是市場經濟為市場公正提供了條件。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市場公正。而市場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市場經濟是一種權利平等的經濟，而不是一部分人享有特權的經濟。這裏的權利平等是指在制度規則和法律規定面前的平等。因此，由個人在市場上自主配置資源，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徵，它是實現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重要保障。並因此提升了社會公正。
一個較為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利於提升天下人社會屬性，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有利於提升整個社會的公正，因而市場經濟發展有利於提升社會主義因素，與社會主義高度契合，更具有社會主義特徵。
既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高度契合，那麼，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特別是成千上萬的民營經濟，他們的參與屬於經濟上的共治，提升了市場的社會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社會主義性質。其理由如下：
一是發展民營經濟有利於以人為中心發展思想的落實。黨的19大提出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意義重大。成千上萬的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彙聚成的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基礎，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市場經濟中的體現。市場經濟要求經濟自由和經濟平等，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奠定了基礎。在中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基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高度契合，而民營經濟是市場的基礎。這極大提升了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民營經濟量大面廣，是市場經濟主體中最活躍的部分。正因為此，市場對資源配置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才有其土壤和條件。並由此帶來生產效率明顯提高，帶來了整個社會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民營經濟是市場的基礎。何謂基礎，就是在數量上占居了市場主體的大多數。民營經濟占全部企業90%以上，就是市場的基礎。不然，市場對資源配置所起決定作用的土壤和條件就發生了根本變化。如若如此，就使得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一般規律所發揮作用的空間受到很大扭曲。正因為此，黨的18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
三是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於共有。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生產的社會化推進了社會共有。對於民營企業來說，企業資產在初創時期，相當大的比重屬於企業家個人的。但隨著企業不斷成長壯大，企業的社會性質愈益體現，企業主所占比重愈益縮小。生產的社會化必然要求在生產關係上實現對生產資料的社會共同佔有。而這需要通過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市場公正進而通過諸多手段實現社會公正才能夠實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成為那一時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在不斷調整，私人佔有也越來越具有共同佔有特徵。包括生產社會化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很大比重也越來越社會化，越來越為社會共有。
社會所有對一個企業而言，意味著真正把企業職工作為企業主人落到實處。任正非的華為公司可以看作是社會所有的一個類型。河北保定徐水區的大午集團的私企立憲，也同樣包含社會所有的內容。上個世紀80年代初，浙江溫嶺市探索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股份合作制無疑也含有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也是一種社會所有的形式。上述社會所有形式，在民營經濟中所占比重愈益增長，說明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愈益突顯。
民營經濟的股份合作、公司全員持股都是社會所有的重要形式，含有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屬於社會主義共有性質。也就是說，民有經濟可以姓“公”，也可以姓“共”。國有經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實現形式問題，國有經濟也有可能姓“私”。
如果不能夠很好地解決共治的問題，不能夠讓天下人參與對國有經濟，包括對國有企業的有效治理，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很有可能演變成少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的“私”有。國有企業如果不能夠很好地解決共治問題，不能夠找到天下人參與治理的有效形式，即真正有效的民主監督形式，那麼“國有”就有可能演變成純屬的私有。
現實情形下，國有可以“公有”但並不意味著一定“共有”。民有經濟，如果組合方式發生改變，民有經濟可以成為共有經濟，成為社會所有經濟。
新型社會主義需要不斷發展民營經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王占揚在其《新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營經濟的未來》一文注釋十二中提出：新型社會主義需要不斷發展民營經濟。
市場經濟的長期性決定了民營經濟也將具有這種長期性。這是因為，市場經濟需要產權明晰的獨立的市場主體，沒有這樣的市場主體就不會有市場經濟，而民營經濟體就是最符合市場經濟的這種需要和要求的天然的市場主體，因而也是市場經濟天然的微觀機制，是市場經濟固有的內在組成部分。所以，發展民營經濟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意，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同時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沒有實現民營經濟占多數地位市場經濟也是不可能的。
由於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具有這種內在的統一性，所以市場經濟的長期性本身就包含著民營經濟的長期性。所以，不僅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階段始終需要發展民營經濟，而且建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後也仍然需要不斷地發展民營經濟。由於這是一種基本的社會需要，所以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由此可知，新型社會主義之所以是新型的，不僅因為它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而且還是因為它是發展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
民營企業就是由人民創辦人民經營的企業。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在《民營經濟理論創新發展研究》一文中注釋十三提出，民營企業就是由人民創辦人民經營的企業。
民營經濟也是黨的執政基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就要認識到黨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黨的執政基礎是全體人民和人心，是人而不是物。民營經濟就是人民創辦、人民經營、人民所有、人民享有收益的經濟，民營經濟的性質是人民經濟。既然人民是黨的執政基礎，人民經濟更是黨的執政基礎。
建議將經濟社會按照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劃分為四大領域，即戰略性領域、公共服務領域、民生領域和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要在戰略性領域、公共服務領域、民生保障性領域發揮主導作用，民營經濟要在民生市場化領域、競爭性領域發揮主導和主體作用。市場化領域、競爭性領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主要領域，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發揮主導、主體作用的舞臺。
將“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組成部分”升級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可或缺主體”。
適時提出“黨的執政基礎是全體人民”“包括民營經濟、國有經濟在內的人民經濟，都是黨的執政基礎”。不再單獨強調某一種所有制或企業類型是黨的執政基礎。
提出“民營經濟將始終伴隨國家發展”的觀點。民營經濟現在不會退場，未來將在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過程中承擔主要角色。即使將來建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營經濟仍然將在高收入水準上持續高質量發展，永遠不會退場，將始終伴隨國家發展。
用“法治”去掉民營企業家頭上的“利劍”
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沒有重大的理論突破，提振民營企業人士的信心效果是有限的。也必然呈現出週期性或者叫波段式特點。當我們需要民營企業助力的時候，政策暖風撲面，一派風和日麗景象；日子稍微好過一些，民營企業又面臨緊縮。這種陣風式、波段式的時好時壞，民營企業不可能有清晰預期，不可能帶來民營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因而，迫切需要思想理論上的超越和突破。
如何實現“超越和突破”？
2月6日，《中華遺產》雜誌社主編、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製片人夏駿，對於經濟學家、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常修澤的訪談，尤其發人深省。
夏駿認為：民營經濟，在我們社會中的處境，是一種敏感而微妙的存在。新中國70多年的當代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所謂“大鍋飯”經濟無法真正激發人民的勞動熱情，甚至於把國民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民營經濟是社會維持與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形態。但是，在某種意識形態背景中，有些人把民營企業稱作“私生子”，而民營經濟自身也總覺得自己是“異類”，民營企業家睡不著覺的，恐怕為數不少。
常修澤認為：日前聽到民營企業反映：他們頭上仍懸著一把利劍，叫“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家”，且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網路上有的民營企業家朋友甚至說，“現在，利用我們是權宜之計，消滅我們是遠大理想”。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發多少條安撫性檔，制定多少條所謂優惠性措施，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常修澤進一步引申道：《共產黨宣言》確實是聲明了“消滅私有制”的目標，而且是最核心的目標。關鍵在於，對《共產黨宣言》的相關問題必須做認真的辨析。
需要認真辨析的三個問題是：第一，《宣言》原話“從這個意義上說”，到底“從什麼意義上”說？《宣言》針對的是什麼？第二，《宣言》後面這半句“消滅私有制”，到底要消滅的是“什麼私有制”？指的是什麼？不是什麼？第三，《宣言》說的未來時間點位，是什麼時期？什麼階段？不是什麼階段？這三個問題必須搞清楚。
第一，他是針對著“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及其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和階級剝削”講的，原文講得很清楚。問題是，現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嗎？中國現在的民營經濟是“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嗎？
第二，宣言後面這半句“消滅私有制”，他要消滅的是“什麼私有制”？馬克思原話明明白白：指的是“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應該不是泛指“一切私有制”，更不是指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私有制。
第三，他說的未來時間點位，是什麼時期？不是什麼階段？他說這個原話是指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而且是作為一種設想），不是指的整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更不是指的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因為在我看來：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勞動始終具有“個人謀生手段的性質”。我的看法：只要“勞動具有個人謀生性”，就一定有個人物質利益，就一定有企業物質利益，就一定有市場經濟，也就一定會有民營經濟存在，這或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性東西吧？
從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來說，即使“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過去後，可能還有“社會主義社會中級階段”呢；即使“社會主義社會中級階段”過去後，可能還有“社會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呢，早著呢。至於更遠的未來，還要看社會實踐。
夏駿還列舉了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的例子：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當代，一些發達國家的大量科技發明都是民營企業完成的，比如馬斯克的太空技術，科研階段投資巨大，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在風險巨大的試驗中長時間巨量投入。因為萬一失敗導致巨額虧損，政府也負擔不起責任。而民營企業由於成功之後巨額利潤的預期，甘願去承受階段性虧損，期待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後的新產業成功。這種長期投入，必須有長久穩定的政策和法治安全保證，如果在投資過程中發生政策性變化，或者產權無法保障，他就可能因被動中止而血本無歸，甚至負債累累。所以，只有法治社會提供的長久安全的發展生態和產權保障，才能讓企業家著眼長遠，投資科研和基礎建設，而不是急功近利。如果缺少長久安全感，企業家就只能著眼於在短時間內賺快錢。而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中，不可能產生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家。
常修澤進一步建議說，應該以“法治”來去掉民營企業家頭上難以揮去的這把利劍。
既然“長期並存”，對於某些惡意宣揚“消滅私有制”並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怎麼辦？中國是個法治國家，總該“依法治國”吧？基於此，除了在政策上對民營經濟繼續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之外，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法治，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對於此類事還是要講法治：包括立法、司法和執法，從而把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保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真正落到實處。
總之，如中央文件所說的：“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為此，我們要唱響民營經濟發展時代的“命運交響曲”，更好地發揮民營經濟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的生力軍作用。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指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主體是民營企業。近年來中央出臺了很多政策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最近國務院還發佈了31條舉措。不過一個現實問題是，民營企業仍然缺乏產權安全感，企業家缺乏人身安全感，這是造成民企對投資缺乏信心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認為，法治雖然不是一種最優治理方式，卻是一種避免出現最壞結果的次優選擇。法治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對公權力的限制，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在今天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世界，我們希望法治能夠帶給我們相對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來源於對正義的渴望，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尊重。願法治能培育出更好的市場經濟，也希望我們能在法治的基礎上打造市場經濟。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注釋十四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民營企業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在《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民營企業》一文中指出，從人類更長的歷史趨勢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經濟必然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這一點不含糊。在沒有完全走出溫飽挑戰的社會裏，通過公有將社會所有資源強行彙集到一起，也許有它的價值。但是，到今天，由於全球化把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技術帶到中國、印度，還有眾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從糧食生產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規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溫飽已經遠不是問題。現在更頭痛的是產能過剩，而不是產能不夠滿足人類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辦國有經濟、公有企業來達到彙集資源、分攤風險的效果已變得不再必要。世界沒有哪個富有的國家還維繫大規模的國有經濟，也沒有哪個國家真正靠國有制而富起來的。
第二，在中國的出口商品已擠滿世界之後，人們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大眾化的“粗制商品”，而未來的需求更在於個性化的“細制商品”，產品創新、個性化設計和服務更是決定未來製造業的關鍵，而這些恰恰是民營企業的特長，不是國有經濟的特長。
第三，中國的就業壓力也需要民營經濟的發展，或者說，民營經濟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真正希望。
第四，中國經濟內需的增加也必須靠民營經濟的擴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帶來根本性的創業、創新動力，給中國經濟帶來全新的活力。
相比之下，國有企業的上市再成功、再轟動，等靜下來，在其背後看到的只是政府權力、行政特權和行業壟斷，看不到任何啟發人的個人創業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資再多，也就僅此而已，對社會、對千千萬萬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啟發作用，不會因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勵任何張三、李四去創業，反倒是激勵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想去進入體制內做官。
不過，這些來自民營經濟的創業故事勢不可擋，他們已經啟動了千千萬年輕人、中年人的創業動能。不管政府願意不願意，中國的民營經濟環境必然要改善，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國經濟的未來活力所在。
注釋一：章立凡《清末以來中國三次“國進民退”的歷史教訓》，21世紀國情報導。
注釋二：吳思《帝國組織的興亡條件及其演變》2009年12月9日，鳳凰網歷史綜合。
注釋三：榮劍 馬國川《國家主義還能走多遠》，2013年1月11日，共識網。
注釋四：賀陽《我看央企的巨額虧損和造假》，2019年8月19日 ，愛思想網。
注釋五：賀陽《民營企業是我國淨出口和創匯的頂樑柱》，2019年8月19日 ，愛思想網。
注釋六：許成鋼、丁峰2014年10月11日《財新網》。
注釋七：李曉西《再議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公平之關係》，文章來源：《財貿經濟》2000年3月刊。
注釋八：馮興元《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2012年12月11日，第一紡織網。
注釋九：曹思源《“國進民退”不是好現象》。
注釋十：陳劍《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讀胡德平<與時俱進的民營經濟>》, 2022年11月14日，愛思想網。
注釋十一：陳劍《社會主義與民營經濟》，愛思想網 ，2020年8月24日。
注釋十二：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編輯的內部資料《論民營經濟》第24-30頁。
注釋十三：黃劍輝《民營經濟理論創新發展研究》，《中國經貿導刊》 2020年15期。
注釋十四：錢穎一、羅翔《市場經濟、法治和預期》，2024年3月3日，愛思想網。
（作者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雜文研究會會員，香港聯合時報專欄作家，《人物春秋》欄目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