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8月15日電 題：元宇宙為“世界治理”帶來何種參照？
——專訪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吳冠軍
作者 高志苗
從元宇宙、ChatGPT到Sora，人工智能技術改變內容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專家稱，世界越來越多被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創造性活動所介入，這導致“宇宙”與“元宇宙”不斷深層次叠加，“自然進程”與“人工創造”不斷深層次交織。
技術發展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何種影響？東西方技術政治學研究如何交流共建？元宇宙為“世界治理”帶來何種參照？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吳冠軍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的著作《從元宇宙到量子現實：邁向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從技術熱點切入，討論技術與世界構成的問題。何為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與元宇宙等技術有何關聯？
吳冠軍：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是學術性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這個概念由三部分組合而成，即本體論、政治、後人類主義，三部分層層遞進。本體論研究的是世界本質問題，政治關心的是共同體構型問題，後人類主義則重新思考包括人類在內的能動者跟世界互動的方式。
元宇宙為政治哲學帶來全新的思考方式。基於既有技術，哲學家可以打開很多可能性邊界。藉助技術重新思考以前的話題會帶來不一樣的理解方式。作為一種技術集群，元宇宙讓我們與“另一個世界”的交互變得具體、細膩，提供一種沉浸式、具體的體驗。
借用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說法，人類與世界是“由生入其內，由死出其外”的關係。我們所處的世界是本體論先行，做事情先判斷真假，然後再討論研究的意義。但我們終其一生無法在生活的世界作出真假論斷，因為如果要驗證世界真假，需要跑到“外面”。
元宇宙提供了反思的視角：我們玩元宇宙遊戲，可以說是在世界裡模擬了一個遊戲，但反過來我們這個世界本身也是另一個世界在玩的遊戲，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從這個角度看，遊戲玩得怎麼樣就變得重要。
我們這個世界有怎樣的“玩法”或者互動方式？一是“修昔底德陷阱”，二是擱置異議共同開發，合作形成共同體。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您提出中國技術政治學發展的兩個關鍵，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技術發展是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多可能？
吳冠軍：技術是構成當下時代的核心關鍵詞之一。人工智能正快速改變人類社會的結構，基因工程則正改變人類生命的結構，仿生技術正改變我們對“人類”的理解。
技術一直是人類共同體的核心構成性元素之一。當代中國技術政治學的第一個關鍵節點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提出。該命題清晰突出了科學與技術在生產力諸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和社會生產中的先導作用。通過該論題，技術不但獲得了明確的思想性的表述，也獲得了明確的政治性表述。
當代中國技術政治學的第二個關鍵時刻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西方現在一些政客，恰恰是圍繞技術創新以及同技術創新相關的知識產權等問題，來挑起國與國爭端，針對具有國際影響力、以研發實力見長的中國技術企業，以技術封殺等政治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
針對西方對中國的技術政治學部署，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儘管其中沒有出現技術一詞，但技術被實質性地放置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技術政治學的當代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研究政治活動的一種方式。我們可以用人類命運的思維去代替“修昔底德陷阱”。今天西方的現代性其實是單一的現代性，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言，這種單一性意味著要麼順我，要麼滅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維是今天更值得的互動方式。中國是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世界，這樣去思考可以得到彼此相成的結果。
中新社記者：您長期研究技術政治學，它對我們認識世界有何影響？
吳冠軍：技術政治學是考察當代世界變局的一個新興視角，致力於聚焦性考察技術本身在政治實踐中的實質性地位與作用。
技術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通過人工智能思考人本身，看到元宇宙反過來思考宇宙本身。目前，我們在華東師範大學建設元宇宙社會科學實驗室。我們把AI智能體放到實驗室遊戲中，通過研究AI智能體的互動來研究人類的互動，探索AI社會裡是否會自動湧現規範。
以前的AI模擬社會科學實驗不是很成功，因為AI智能體沒有記憶，每次在實驗開始時都如“無知之幕”：我什麼都不記得，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現在OpenAI開放了記憶功能，AI智能體有了記憶，這樣更有利於研究。
我們甚至可以在“AI小鎮”裡創造一個“命運共同體”。比如AI彼此之間是競爭關係，但輸入一些外部條件，比如小鎮30年之內要滅亡，如果相互合作就可以通過這一關，反之就要滅亡。元宇宙社會科學是未來，我們可以做很多進階性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輕人加入，也需要技術專家提供支持，這其中也會有很多跨學科合作。通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我們可以給政府建議，這不再祗是對本體論理念的闡述。
中新社記者：關於技術政治學，東西方如何交流共建？
吳冠軍：東西交流的前提在於首先破除現代性拉平的方式，發展出不同的方式借鑒學習。
以生物演化為例，這個過程就在不斷上演差異，所有生物一模一樣就不可能有進化。演化其實是在為未來災難做準備，有差異就有另外一種可能去抵抗風險。如果是單一的現代性就祗有一種做事方法，世界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中國文明的方式有必要被認真對待。我們認為互相合作成長比彼此卡脖子重要，這就是中國想要傳遞給世界的信息。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學者願意來與中國學者交流，因為我們共同關心人類的問題。如《生命3.0》的作者邁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他告訴我相比歐美的領導者，中國的領導者知道更多關於人工智能的知識，也知道如何治理，這是因為有大量科學家與工程師在向政府建言獻策。這樣的交流會讓對方重新認知中國並看到中國的貢獻。
今天人類合作的逆向推進很難，但值得做。我們要不斷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們應著眼人類共同的未來，一起關注人類的命運。所以我一直強調未來哲學。著眼未來需要“奇點式”思維，以往的智慧不够用，就要進行合作。這個世界，需要世界內的每一個負責任的“玩家”，一起來改變世界發展的可能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