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臺海危機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的發言，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引發中日外交緊張，更凸顯了兩個「一衣帶水」鄰邦在政治互信上的深刻裂痕。這起事件表面是外交辭令的碰撞，實質卻是地緣政治中理想與現實的哲學悖論。
「一衣帶水」本應象徵地理相近帶來的文化交融與命運共同體，但在現實政治中，這條狹窄水道卻成了戰略猜忌的放大鏡。高市選擇打破歷代首相維持的「戰略模糊」，與其說是突發奇想，不如說是日本右翼政治美學的必然展現——通過強調外部威脅來凝聚國內共識。這種將安全困境戲劇化的做法，恰如古希臘悲劇中主角的「致命自傲」，既源於其個人政治信仰，也受制於國內權力平衡的算計。然而這種政治表演的代價，是將原本可管控的分歧推向不可預測的深淵。
中日關係的特殊性在於，兩國始終在「經濟熱」與「政治冷」的悖論中徘徊。東京方面既期待中國市場的紅利，又難以擺脫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焦慮。這種分裂人格在共同社民調中展現無遺：48.8%支持與44.2%反對的微妙差距，恰是日本社會在「搭經濟便車」與「防安全風險」間搖擺的寫照。而中國的精准反制，正是看准了這種民意裂痕背後的政治弱點。
從存在主義角度審視，這場危機本質是兩個民族對「存在威脅」的不同認知。於中國而言，任何挑戰領土完整的言行都是對民族復興進程的根本否定；於日本而言，周邊海域的權力轉移觸及了島國生存的安全本能。這種相互強化的恐懼迴圈，令「一衣帶水」的地理紐帶異化為安全困境的溫床。
值得玩味的是，這場風暴中各方都保持著某種克制的現實主義。北京雖強硬反制卻未關閉外交管道，東京雖言辭激烈卻立即派遣局長級官員滅火，而隱身幕後的美國更可能成為最終的調解者。這種微妙平衡揭示了國際政治的終極真理：無論意識形態如何對立，經濟相互依存與戰略理性終將約束衝突的邊界。
正如黑格爾所言，「經驗與歷史教導我們，各國政府和人民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中日關係總在「破冰」與「冰封」間循環往復，但每次危機都應成為重新審視「一衣帶水」真諦的契機。真正的智慧不在於消除分歧，而在於學會與不可避免的差異共存——這或許是比任何戰略模糊都更值得追尋的外交哲學。
（本文作者是香港《中華時報》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