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24日電 題：文學這座“橋”如何讓中塞兩國走近彼此？
作者 李百加 楊程晨
談及“橋”這一意象，北京外國語大學塞爾維亞語言文學學者、副教授彭裕超談興頗濃。“‘橋’成為塞爾維亞極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橋’的內涵在中塞交往中持續積澱。”
他說，巴爾干扼守黑海—地中海咽喉，當地特色文化符號是“橋”。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是《德里納河上的橋》。1977年風靡中國的東歐電影是《橋》。2014年中塞共建“一帶一路”首個基建項目，也是一座橫跨多瑙河的大橋。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5月24日至28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近年來兩國關係高水平運行。彭裕超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說，對他而言，文學也是中塞之間一座“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提到，塞爾維亞社會存在一定“文化焦慮”。這一現象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根源？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
彭裕超：塞爾維亞所處的巴爾干地區，是東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重要區域，歷史脈絡複雜，文化形態多元。因此，塞爾維亞長期面臨“如何定位自身”的問題。身份認知上的搖擺，是其“文化焦慮”的主要來源。
發展過程中，塞爾維亞學界希冀借鑒“他者”智慧來實現“自我”覺醒、跨越“文化焦慮”。歐洲曾是其中最具參考意義的“他者”。但學者佐蘭·米盧蒂諾維奇（Zoran Milutinović）在《克服歐洲》一書中，梳理14位塞爾維亞作家筆下的歐洲形象變遷後發現，塞爾維亞社會對歐洲的認知，從早期的單向認同，逐步轉向理性反思，最終突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固有認知框架。
在塞爾維亞文學中，中國也是不斷被觀察、參考的“他者”。20世紀上半葉，當地外交官與旅行者更多憑藉個人見聞與主觀感受，以遊記方式書寫中國。隨著中國發展成就日益受到關注、中國式現代化為諸多身處發展十字路口的國家提供啟發，越來越多塞爾維亞知識分子開始品讀中國，從東方智慧中尋找回應時代困境的路徑，理解中國的發展邏輯及背後的全球意義。
中新社記者：塞爾維亞文學作品中，是否存在吸收或融入東方文化、體現文明互鑒特徵的代表性作品？
彭裕超：2017年我翻譯的塞爾維亞作家弗拉蒂斯拉夫·巴亞茨（Vladislav Bajac）的禪宗主題小說《竹書》，可視為較具代表性的作品。這部小說創作於1989年，體現了彼時塞爾維亞文學對東方思想資源的主動吸收與轉化。
《竹書》講述四位主人公因竹結緣、繼而深陷塵世苦痛，並在命運起伏中尋找生命出口的故事。通過文學叙事，作者將禪宗所蘊含的精神意涵與審美氣質融入作品，將東方智慧引入塞爾維亞文化語境。
其中承載的“和解智慧”，為不同文明的相處提供了啟示。書中，兩位主人公經歷漫長衝突與苦難後重逢，並未劍拔弩張，而是對坐啜茗、鞠躬作別，相忘於江湖。這種允許差異共存、超越“零和博弈”、追求自我與世界雙重和解的東方禪意邏輯，正成為當代多元文明交流中珍貴的精神資源。
這種融文學叙事與東方智慧於一體的創作范式並非個例。以巴亞茨為代表的一代塞爾維亞作家，懷揣“尋找精神出口”的迫切感擁抱東方文化，將其內化，進而反哺了塞爾維亞文學。
前不久，一位訪華的塞爾維亞學者問，中國人如何看待成功？因為他在文學中感受到，西方傳統邏輯中的成功往往具有排他性，意味著超越、壓制乃至征服；但在中國，成功未必以他者失敗為前提，可以和諧共處、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這促使他思考不同文明對於發展和秩序的理解。
中新社記者：您的譯著《克服歐洲》中提及，“誤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跡”。在您看來，中塞兩國在追求相互理解的過程中是否也有過誤解，文學又如何增進彼此理解？
彭裕超：中塞兩國相隔遙遠，在語言、宗教、歷史軌跡及地緣政治處境上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客觀因素容易導致誤解的產生、放大和固化。例如在塞爾維亞民間，受西方固有叙事慣性影響，部分民眾仍傾向於從工具理性視角，將中國視作高效經濟體，對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文明底蘊與歷史發展邏輯缺乏認知。
在中國互聯網上，也可看見一些網民對塞爾維亞的理解停留在“歷史叙事中的受難者”等相對扁平的叙事框架中，忽視其身處地緣夾縫的複雜心態與文化掙扎，以及在融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和堅守民族獨立之間的艱難權衡。
為打破認知偏差，兩國民眾需要文學這種相對中立、具有深度承載力的認知媒介，來構建對彼此文化傳統、歷史經驗和認知視閾在內的多層次認知的基礎。
伊沃·安德里奇在散文《橋》中寫道，“在人類為生存而建造的一切事物中，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橋更美好、更珍貴……橋屬於所有人，對所有人平等；橋總是建在人類需求交匯之處，比其他建築更為持久，也不服務於任何隱秘或邪惡的目的。”
因此，我完成了《竹書》《永遠的“瓦爾特”：巴塔傳》《塞爾維亞詩選》等文學作品的譯介，參與編撰《塞爾維亞語講中國文化》，都為推動文學起到一座“橋”的作用，使兩國民眾通過閱讀進入對方的民族歷史記憶與精神結構之中，在對話中建立更深層的同理心，在理解中不斷貼近彼此。
中新社記者：今年1月，您因為在中塞文化交流中做出重要貢獻而獲授塞爾維亞共和國金質勛章。這有怎樣的意義？
彭裕超：塞爾維亞共和國金質勛章是塞爾維亞國家給予外籍人士的最高榮譽之一。本屆將這一榮譽授予中國學者，體現出塞方對兩國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視、對一線語言文學教育工作者橋樑作用的肯定。
這份榮譽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對北京外國語大學塞爾維亞語專業幾代學人持續深耕的集體認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相關教學與研究不斷積累，為中塞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完）来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