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4日電 題：“反轉世界地圖”後看到了什麼？
——專訪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戴錦華
中新社記者 曾玥
2026年初，原定於2月退休的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戴錦華第四次受邀續聘。去年年末結課時，她這樣概括人文學科的意義：“人文學科扮演著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角色。”
知與行相伴而生。首次赴美訪學時，一張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衝擊了戴錦華對地理版圖的既有認識，也促使她思考應以何種視角看待世界。後來，她開設了一門名為《反轉世界地圖》的課程，還用近十年時間走訪3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重塑自身對於全球化的理解。
“反轉世界地圖”後，她看到了什麼？為何說人文學科是“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跨文化視角又如何實現教學相長？圍繞這些問題，戴錦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回望40多年的教學生涯，您最想給學生留下什麼？
戴錦華：我始終認為，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其核心意義不在於傳授知識，而在於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互聯網的普及深刻改變了代際之間知識傳承和經驗積累的傳統模式，搜索引擎和數據庫的出現讓信息獲取變得觸手可及。真正的挑戰是，當所有知識都敞開在面前時，你是否知道它的存在、能否調動它，更重要的是，是否知道自己要問什麼問題。
所謂“問題”，不是預設答案或已知答案的“偽問題”，而是經由深入思考產生的“真問題”。正因如此，我不願在教學中重復，因為我重復的一定是一些已經形成的知識。我希望向大家提出那些仍然在困惑著我的，我仍然沒有答案的，我在思考、在追問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大量新事物不斷湧現。面對變化的時代，我的基本邏輯是，拒絕用既有思路和舊有方法解釋新的問題。每一個新問題都在要求新的思考路徑和解決方法。因此，我的教學和研究並不是為了給學生提供答案，而是與他們分享問題本身。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人文學科扮演著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角色。”您認為人文學科在技術浪潮中的位置在哪裡？
戴錦華：新技術的出現帶來了工具效率的提昇，也伴隨著精神價值與生活方式的重塑。後者恰是人文學科必須承擔、也祗能由其承擔的任務。
在自動化浪潮下，人們不僅需要在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安頓精神世界，即我們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這些問題無法由技術本身回答，必須依賴人文學科的獨特力量，為人們重新確立個人價值和生活意義提供路徑方向。在這一過程中，人文學科成為一種關鍵的平衡力量，使社會不斷獲得自我調節與自我賦權的能力。“烏托邦”的意義蘊於這種平衡之中。
從更長的歷史進程來看，人文學科始終承載著現代社會的理想主義面向，也正因它不直接生產經濟價值，才常被誤解為“無用”。事實上，恰恰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張力，構成了對資本逐利的制衡與矯正，為社會提供必要的反思與糾偏。
當通用人工智能事實上或將以“矽基生命”的方式出現在世界上時，作為“碳基生命”的人類必須再次回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我是誰、我身在何處、我將走向何方”。
中新社記者：20世紀90年代，您曾訪美為十餘所高校開設關於中國電影和大眾文化的課程、舉辦專題講座和座談。這段經歷對您產生了什麼影響？
戴錦華：我第一次訪美時，在辦公室裡看到一張世界地圖，竟一時認不出來。過去我所熟悉的地圖以中國為中心，而當美國被置於中間時，我便不認識了。這個視覺經驗使我思考，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世界。
基於這一觀察，我開設了一門名為《反轉世界地圖》的課程，也可理解為“在第三世界發現歷史”。如果我們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視角重新審視世界，就會發現在以歐美為中心的叙述中被忽視甚至遮蔽的東西。反思甚至反轉西方中心主義，轉換主體位置和觀察角度，世界的面貌可能會截然不同。
具體到專業領域，西方受眾眼裡的中國電影變化非常大。早年間，中國電影幾乎不進入西方學術視野。在美國高校的課程體系中，某一非西方國家的電影能否成為選修課，往往被視為其是否具備國際傳播力的重要標誌。中國電影歷經第五、六代導演後緩慢進入西方電影研究的視野，成為一門重要的選修課程。此後中國電影受到普遍關注，且不僅限於電影學領域，也為研究中國的學者廣泛關注。類似變化也發生在中國學等領域，越來越多漢學家將研究視角從古代中國拓展到現代和當代中國，使中國研究呈現出更為多元、動態的面貌。
中新社記者：您培養出了好麥特等漢學家，通過講授比較文學與文化的內容和方法，推動他們投身中外文化的研究和教學。您如何看待這種教學相長？
戴錦華：在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的流動、互動與傳播已成為普遍現實。
以我與伊朗學生、漢學家好麥特之間的交流為例。在與他的討論中，我得以深入瞭解古波斯文化中許多細微而具體的經驗。這些知識往往無法通過書本獲得，必須依賴直接而密切的交流。不同文化在這樣的互動中形成一個“交叉點”：中華文化和波斯文化都源遠流長、各具脈絡，它們之間的互動在當代語境中不斷生成新的聯系。
有趣的是，這種文化互動始終發生在一個以西方為主導的現代性背景之下。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所謂“純粹”的文化母體，而是在經歷了現代化與西化衝擊之後，重新思考彼此之間的連接方式。在這樣的語境中，尋找文化之間的共建與互通、確立各自的主體位置顯得尤為重要；也正是在這種交流中，我們嘗試擺脫西方參照體系，建立一種更為平等、深入的互主體關係。
過去，我曾赴3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深入腹地、鄉村、廠礦、營地等實地考察。通過近十年的探索，一個完整的世界重新向我打開，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會經驗不斷進入我的視野和思考，逐漸塑造出建立在親身經驗之上的“世界視野”，再回過頭來看中國，便會擁有更為清晰、準確的參數。
無論是教學、研究還是行走天下，本質上都在“看見世界”和“回觀中國”。比較文學不僅是一個學科或方法論，更是一條連接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徑。經由這一路徑，我們得以重新理解中國的獨特性，在多重參照之中，更加全面準確地思考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意義。（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