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貴州市委書記孫志剛因貪污受賄8.13億元人民幣29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緩，這一判決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註與討論。中國央企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李曉鵬受賄案28日一審開庭,檢方起訴顯示，李曉鵬受賄從1994年開始算起，收受人民幣6043萬餘元，也就是「倒查30年」。
促使我們思考，權力在中國的運作機制及其潛在的腐敗風險。孫志剛李曉鵬的案例恰恰揭示了在權力與財富交匯處，多少“光環”之下其實隱藏著的不為人知的陰暗面。
孫志剛自2002年至2023年，21年間積累如此巨額財富，提出的問題遠不止他個人的道德淪喪。這一數字之龐大，令我們質疑權力結構的透明度與監管力度。在他擔任重要職務期間，不僅與反腐政策的宣傳形成鮮明對比，更暴露出地方治理中的種種缺陷。他在媒體上曾因推動“玉米革命”而受到贊譽，然而在“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這樣的政績是否只是掩蓋黑暗的工具？
據說貴州農民種植玉米的傳統已沿襲四百年，玉米歷來是省內主要糧食作物。但孫志剛上任後發力搞“玉米革命”。當時中國全國範圍內已經適當調減玉米種植面積，但貴州官方還嫌不夠，於是宣傳稱，玉米屬於低效作物，農民種植玉米一畝地收益僅有600元左右，而如果改種蔬菜、水果和藥材等其它高價值經濟作物，一畝地收入可達數千元甚至上萬元。也有研究單位稱：種植玉米容易導致水土流失。孫志剛宣佈“要來一場振興農村經濟的深刻的產業革命”，一場轟轟烈烈的減種玉米行動在貴州全省開始。有的地方出現“你敢種，我敢鏟，堅決不留苞谷稈”的標語口號，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官方人員拔玉米苗和農民打架的情況。
孫志剛曾在中共《求是》雜誌發文表示，傳統的小農經濟嚴重製約了農村的發展和所謂“脫貧攻堅”。孫志剛任內調減玉米種植面積、發展“高效經濟作物”，也被官方視為“產業扶貧”的需求。因此坊間認為，孫志剛在貴州的最大“政績”，是完成了全國“脫貧攻堅”的關鍵一步，但有造假之嫌。
貴州多年是所謂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孫志剛在貴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務是“脫貧攻堅”，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書記的全省幹部會議上聲稱，貴州“即將徹底撕掉絕對貧困標籤”。
同時，中國央企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李曉鵬的案件也在隨後水落石出，似乎顯示出同樣的模式。貪腐行為的存在，不再僅僅是個體的腐敗，而是整個政治生態中系統性的問題。李曉鵬28日一審在大慶市人民中級法院開庭，庭審中，大慶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李曉鵬從1994年至2021年，利用在中國工商銀行、招商局集團及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的職務，為多家單位和個人在公司融資、貸款授信、業務承攬、職工錄用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透過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6043萬餘元。
他的受賄歷史追溯至1994年，持續了近三十年，這讓外界不禁要問：在這個過程中，有多少人視而不見，或是無能為力？
在當今社會，透明與公正應是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然而，從這些腐敗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的集中與濫用，以及如何通過權威的位置為個人利益服務。
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权力分立与百姓自由选举的制度，加强公民对政府的参与和监督。同时，社会媒体的监督也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信息传播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以促进政府行为的透明化和问责制。通过公民的选举赋予权力，借助社会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制衡腐败现象的滋生，确保政府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腐败的根源不在于个别官员的道德沦丧，而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检讨的体制。未来的中国，只有在打击腐败、加强监督、普及法律常识方面做出实质性进展，才能扭转权力与腐败间深深交织的现状，为公民提供真正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曾曉輝（博士、中華時報傳媒集團主席、世界監督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