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6日電 題：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可推演至何時？
——專訪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文江
中新社記者 王笈
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6日至8日將在北京舉行。
在古典學視域下，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在文獻中初步可推演至何時？中華文明的源流演變有何核心基礎？大會參會嘉賓、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文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上述問題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與“華夏文明”有何異同？
張文江：“文明”（civilization）一詞來自西文的翻譯，而中文語源出於《尚書》和《易傳》。日月為明，明是自然的光；經天緯地曰文，是人文的光。
對於文明的建立而言，首先必須有相對廣闊的地域，其次是在此地域上連續活動的人，再其次是對“天”的認識。這裡的“天”既指自然的生存環境，也指人文的價值承載，指向終極的精神源頭。
“華夏文明”也可稱為“中華文明”，通常可以互換，含義有所差別。華夏強調“古”、原發，向過去追溯；中華強調“今”、交流，向未來開放。華夏文明強調優越性，其背景為天下；中華文明強調獨特性，其背景為世界。“華夏”與“中華”之同異，有其無形的連接。
用“中華文明”的表達，更注重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世界動蕩中尋求確切的定位，以及內部多民族的共存和融合。中華文明不崇尚宗教，又有其從遠古而來的信仰，是非常特殊的文明形態。
中新社記者：參稽傳世經典文獻，中華文明的古史序列可推演至何時？
張文江：《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藏之一，被奉為“六經之首”，中華文明的制高點概括于《周易·系辭下》第二章。此章展示的觀象體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華學術的結構，總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周易》建立的古史序列，初步可推演至遠古的庖犧氏（也稱為伏羲），後來被尊為“三皇”之一。“庖”代表熟食，隨著火的發明，告別茹毛飲血，是人類的物質保障；“犧”涉及祭祀，溝通神聖的維度，是人類的精神追求。這種溝通延長了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在其他區域或表達為諸多或單一神祇，在中國則表達為祖先或祖宗。
庖犧氏的成就是“王天下”。中國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導良好的政治秩序，使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而“王天下”必須觀六類之象——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這是人類當時的知識集合，把天下所有事物進行分類，概括成系列符號，“始作八卦”。六類之象是嚴密的體系，概括了從古到今的學問。根據著名易學家潘雨廷先生的分類，可分別對應今天的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和一切無生物。
庖犧氏創造“八卦”，作為最早的記錄和演算符號，構成象數的起源。創造符號，表明人類的能力進入抽象思維。使用符號的目的，在於“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前者結合人與天，是精神修養到達極緻；後者結合人與地，是理解物質到達極緻。
中新社記者：在《周易》的闡釋中，中華文明的源流演變有何核心基礎？
張文江：“八卦”和“書契”（即文字），是華夏文明演變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基礎。在《周易·系辭下》第二章中，這兩個詞恰好處於首尾，首創八卦，末創書契，而且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結繩”。
“結繩”的發明始于庖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上山捕獵與下水打魚，大幅度降低獲取食物的難度，解決生存問題。用繩子結網是小試牛刀，用組合的方式製作最早的工具，開啟把事物連接起來的思維角度。如果以文獻為依據，“八卦”的發明應在“結繩”之後，也可能並存一段時間。
“書契”的問世，應歸屬黃帝時代。“上古結繩而治”，然而“結繩”漸漸無法滿足交易擴大的需要，故“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以更準確地記錄契約的內容。創造文字以後，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整頓官員隊伍，理解百姓需求，社會繁榮昌盛。
由此可見，“結繩”建立人與人的聯繫，是八卦、書契的底層基礎。畫八卦，造書契，形成文明社會，同時形成歷史。結繩、八卦、文字，在這樣持續符號化的過程中，華夏文明醞釀、奠基、演變、進化，與自體交流，與世界交流，發展至今日。
中新社記者：如何解讀《周易·系辭下》之“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張文江：在《周易》的古史序列中，庖犧氏大致對應漁獵社會或畜牧社會；神農氏相當于農業社會的開始。先解決生活問題和生產問題，肉食和榖物蔬菜互補，互通有無。
此後，黃帝、堯、舜氏建立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堯、舜確立父系社會；夏商確立家天下；周成為文明的最後奠基者，西周有周公制禮作樂，東周有孔子整理“六經”……
參稽《史記·太史公自序》等文獻，通常認為，作《易》者系周文王。周文王居羑（yǒu）裡（今河南安陽一帶）而演《周易》，其時身陷囹圄，處境艱難，不得不有其憂患。
然而，根據《周易集解》等文獻，作《易》者指庖犧氏。庖犧氏仰觀俯察、創設八卦之時即有憂患，亦即人生在世，乃至文明起源以來，即有其根本憂患。《周易》之興，興於人生的根本憂患。
中華文明延續幾千年，幾經挫折和蹉跌，度過數不清的危難。以今天而言，《義勇軍進行曲》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看成“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的現代表達，有著遠古的回聲。（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