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風明
電視劇《潛伏》引發了觀眾對黨的隱蔽戰線鬥爭的熱情，那些隱蔽在敵人內部的黨的忠誠戰士，為了革命甘願以身犯險，在“暴露即意味著犧牲”的情況下，克服重重困難獲取情報、保護黨組織甚至策反敵人，其中的鬥智鬥勇險象環生又異常精彩，即使是電視劇也為人民群眾津津樂道。然而，歷史現實中的隱蔽戰線鬥爭，遠遠比電視劇更殘酷、更危險。
1949年，解放軍在戰場上所向披靡，而國民黨反動派則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敵我在戰場上的極大差異表現，除了解放軍戰略戰術運用得當，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以外，與我黨的隱蔽戰線積極作為也是分不開的。當時，毛澤東同志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深入敵人內部的我特工人員），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一份小小的情報，足以影響一場戰役，甚至影響整個戰爭的走向和結局，情報工作在戰爭中意義重大，作用非凡。而毛澤東同志這段話，正是對我黨隱蔽戰線的締造者——周恩來同志的高度讚賞和評價。
1.成立“中央特科”
1927年的上海是東亞最知名的國際大都會，素有“東方小巴黎”之稱。這裏魚龍混雜，各方勢力在暗處互相角逐。帝國主義把上海作為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反動勢力更是將這裏作為反革命的基地，而黑幫在這裏更活躍，你方唱罷我登場，熱鬧非凡。而這裏卻是我黨早期的中央所在地。
1927年，正處於“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期，國民黨反動派剛剛發動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屠殺，革命正處於低潮期。“革命形勢一經變動，許多黨員動搖消極，甚至公然叛黨，投降敵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變的事由南而北漸漸遍及全國各級黨部”，面對反動當局發動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殺”，要把“白區”的黨組織和革命的火種保存下來已經非常不易，遑論鞏固和發展。
此時的周恩來，面對日益複雜和殘酷的鬥爭形勢，經過深思熟慮，他認為必須創建專門的機構，來應對白色恐怖下的對敵鬥爭以及進行革命活動。於是，他向黨中央建議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總部就設在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周恩來同志作為“中央特科”的發起人和實際負責人，為特科組建和運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組織上，特科先後建立四個職能科室：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俗稱“打狗隊”）和交通科（後更名無線電通訊科）。各個科室分司一職，受中央和總部領導，又相互配合，緊密合作。
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因此，獲取情報是特科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同志特別重視挑選可靠機敏的黨員或黨的同情者打入敵人心臟，掌握敵情，為我黨制定對敵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為加強對中央特科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周恩來是決策人，顧順章負責日常工作。
2.中統幹將楊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
楊登瀛是國民黨左派， 他在日本時曾讀過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思想傾向進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鎮壓和屠殺共產黨人，楊登瀛對此大為不滿，頗多微詞，遂被蔣介石手下的人抓起來關進了大牢。後來在國民黨要員蔡元培等人的斡旋下，楊登瀛被保釋，後一直蟄居上海，而且在上海灘特別“兜得轉”。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採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有意拉攏青幫力量進駐。於是，就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採訪股總幹事（股長），同時任命楊劍虹為駐上海的特派員。儘管名為特派員，實際上權利甚大，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此時“中統”剛成立不久，人手不夠，調查科不過二十多人，楊劍虹一步登天，身居高位，迫切需要一個幫手，他很自然就想到了楊登瀛。楊知識豐富，頭腦活絡，交際廣泛，在租界當局中更有很多朋友，安排楊登瀛作為自己的副手實在是太適合不過了。
1930年，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鬥自殺身亡。楊登瀛因此上位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陳立夫親自到上海，鄭重其事地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授給楊登瀛：“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並處理之。此令。”楊登瀛一時間風光無限，在上海地位無倆。
楊登瀛早年留學日本，是知名的“日本通”，當時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免不了要跟日本人打交道，而楊登瀛以自己淵博的知識和對日經驗，以及對事件的精准判斷，為租界巡捕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英捕房的西探長蘭普遜更是將他奉為上賓，允許他可以不履行程式自行在租界辦案。隨後，英捕房和法捕房都聘請楊登瀛為顧問。國民黨見楊在租界如此“吃得開”，更加倚重楊登瀛，很多大案要案都交給他處理。
中央特科當時也急需知曉租界和巡捕房的資訊，因此就聯絡上了楊登瀛。對於中共的拉攏，楊登瀛很有顧慮，內心有些矛盾。他沒有直接答應，而是向他的共產黨朋友陳養山徵求意見。陳養山向上級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是黨內搞情報工作的行家，他詳細詢問了楊登瀛的情況，並及時地向周恩來作了彙報。
周恩來得知楊登瀛的情況之後，非常重視：能夠在中統內安插一個內線簡直太重要了！他當即指示由陳賡和他單線聯繫，同時要陳養山迅速從楊登瀛家搬走。
楊登瀛的加入讓中央特委如虎添翼，不僅粉碎了各方勢力全力清除我黨的陰謀，營救了很多被捕同志，更保全了黨中央和黨組織，獲取了大量的有價值的情報。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裏12號開會，被突然而至的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逮捕。敵人登樓捕人“如預知的一樣”。中央由此斷定：黨內一定出了叛徒。經楊登瀛的查證，黨內確實出現了叛徒——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白鑫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彭湃批准槍斃，因此他懷恨在心，才有了叛變革命之舉，後再經中央查證，楊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來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儘快除掉叛徒白鑫。在楊登瀛的操作之下，不僅順利救出了被捕同志，白鑫也被陳賡率領的特委行動隊擊斃。
1928年秋，因叛徒戴冰石告密，正在某處開會的我黨7名黨員被上海警備司令部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的巡捕抓捕，恰巧楊登瀛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楊登瀛立即聯繫陳賡，叛徒戴冰石被及時清除；叛徒顧某正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李立三的回報問題，楊登瀛立即“告密”陳賡，顧某立即命歸西天；1929年初，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檔，被楊登瀛得知，楊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隨後告知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親自赴巡捕房營救，他堅稱任弼時是自己的手下，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獲釋。
3.中央特科功勳卓著
除了爭取到了楊登瀛這樣的民主人士，中央特科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內部重要職務安插我黨人士，如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等都成功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獲取最核心和機密的情報。錢壯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因他才華出眾，善交朋友，又與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鄉，深得徐的信任，調他擔任自己的秘書。
陳立夫、徐恩曾為了搜集情報，要設立公開機關，李克農等同志根據中央特科的指示，在天津、南京、武漢、北平等大城市建立通訊社，其實就是特務機關。胡底在南京主持國民黨情報機關“民智通訊社”，後又調天津創辦國民黨情報機關“長城通訊社”，李克農實際主持上海的國民黨情報機關。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派特科的陳賡和李克農聯繫。李、錢、胡成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的機密，從南京國民黨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們黨及時掌握了。李、錢、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國民黨軍事、政治、特務等情報，瞭解和掌握了國民黨的動向，為黨中央制定對敵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組織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楊登瀛以及錢壯飛等冒險將情報送出給李克農，李迅速傳遞給中央，挽救了一場巨大的危機。而楊登瀛也因此受到牽連，被國民黨下獄，後雖經營救出獄卻遠離權力核心，也跟黨斷了聯繫。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感慨地說：如果沒有錢壯飛等特科同志的浴血奮戰，我們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約到身邊，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周總理作為秘密戰線的最高領導者，臨終之際，總理對羅青長提及這些隱蔽戰線的工作者，並諄諄告誡：“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要不要忘記他們!”
1935年後，中央特科取消。然而，中央特科的有效工作，讓中共中央在上海這個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各方勢力錯綜複雜、外國勢力交錯染指的大都市，不僅得以保全黨組織，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成功地指導了全國各地的黨的工作，功勳卓著，在黨史中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頁。
作者介紹：姚風明，作家、資深媒體人。現任加拿大紅楓林傳媒集團總編輯，連續多年參加全國兩會現場採訪。著有長篇歷史小說《淮商傳奇》，系大型圖書《築夢京華》《萬裏長風更夢圓》主筆，以“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弘揚中華文化”自勉。其所著長篇歷史小說《淮商傳奇》獲2019年淮安市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並獲得袁鷹長篇小說文學獎。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淮安區作家協會副主席。
來源：淮安市淮安區文藝評論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