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比利時那慕爾4月7日電 題：中國那麼遠，這麼近
——專訪比利時建築師戈建
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
在比利時南部那慕爾省一座僻靜的村莊，建築師戈建（Nicolas Godelet）坐在自己的工作室，專心致志地繪圖。就在這座村莊，他度過童年，至今仍與家人和父母住在這裡。
在家鄉工作和生活，戈建似乎沒有走遠，但工作室門口擺放的媒體文章又暗示，他已然走得很遠——這些對戈建進行專訪或報道的文章無一例外，都與中國有關。
深諳中國建築文化，講一口流利中文，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比利時館、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在比利時建築界，戈建是位不折不扣的“中國通”。2024年，關閉10餘年的布魯塞爾中國樓的修繕工作啟動，戈建再次參與其中。
近日，中新社“東西問”記者赴那慕爾專訪戈建，探尋他的中國之旅和中國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常說自己是山裡長大的孩子，森林裡走出來的建築師，能否談談個人經歷？
戈建：我就在工作室外面的院落長大，周圍的環境都是田地、森林、山谷和河流。小時候一度覺得自己不走運，因為與城裡的孩子比，沒有時髦的衣服穿，不常去電影院，文化生活沒那麼豐富。
但回過頭來看，大自然送給我很多禮物。比如在森林裡玩的時候，我和小夥伴一起動手，蓋了一個“樹屋”，還看到很多用本地石頭建造的房屋、棧橋等，這些讓我對建築產生興趣。
15歲時，我帶著背包，開始獨自旅行，可以說這是我人生最大的變化，因為突然覺得國界可以跨越，人和人之間其實沒什麼區別。17歲時，我去了印度，在喜馬拉雅山遊覽，一年後我回到比利時，考入新魯汶大學，攻讀建築學。
中新社記者：您為什麼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
戈建：我在印度喜馬拉雅山邊境地區眺望過中國，但可以說不瞭解中國，因為當時歐洲關於中國的新聞報道很少，日常生活接觸到的中國人也很有限。
1996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因為在一本雜誌看到新疆喀什的風景照片，覺得喀什非常遙遠，文化遺產豐富，很想看看這座絲綢之路上的古城，於是買了機票先飛到北京，然後一路輾轉到喀什。
這段旅程改變了我對中國的印象。原來，我以為中國人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中國人很嚴肅，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差不多，結果發現並非如此。中國與眾不同，寬廣的草原和遼闊的土地讓我覺得中國很美。
回到比利時後，我在大學選修漢語和東方文字課程，重點研究甲骨文和腓尼基字母，希望發現象形文字書寫形式與建築藝術之間的聯系。2002年我再次來到北京，先是留學，後來成立了建築工作室。
中新社記者：您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等一系列引人矚目的建築項目，對於東西方建築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有何心得與體會？
戈建：與比利時相比，中國設計大型建築項目的機會更多，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22年北京冬奧會，可以滿足一名建築師的雄心壯志，尤其是對年輕建築師而言。
我十分喜愛中華文化，認為建築項目一定要尊重當地文化，不能照搬國外設計，把建築變成“遊樂園”，這可能是我參與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的原因之一。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時，我借鑒了德國老工業區的改造經驗，強調不能“大拆大建”，應樹立分拆改造、與自然共生、循環利用等理念，而且要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
在北京工作期間，有時我還是一座“橋樑”。比如中國國家大劇院建設期間，我曾擔任保羅·安德魯（主持設計中國國家大劇院的法國建築師）的翻譯。其他人不懂柱子、焊接一類的建築術語，讓他非常著急，我和他都說法語，都是建築師，溝通交流更加順暢。
中新社記者：您研究甲骨文與建築藝術之間的聯系，當年把北京的工作室放在一座四合院。對於中國建築文化，您有何理解？
戈建：中國建築文化有“風水”一說，告訴你不能隨便蓋房子，要先分析環境，研究怎麼向陽，怎麼防風，怎麼流水，空間設計要注意舒適度、私密性、安全感等，從建築師的角度看，“風水”蘊含一定的科學理念，體現“天人合一”哲理。
還有中國古建築常見的榫卯結構。歐洲建築常見三角形結構，是不可變形的，但在榫卯結構中，榫與卯之間有間隙，是可變形的，一旦發生地震，建築能够通過這些變形吸收地震造成的衝擊，有利於建築抗震。榫卯工藝在中國代代相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中新社記者：對於推動比利時與中國建築文化交流與合作，您有何建議？
戈建：當下，比利時建築文化強調綠色節能、循環利用、可持續性等。比如我參與設計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使用了木結構技術，也許很多人認為“過時”，但木結構建築實際上非常低碳環保。我們還將舊館拆下的磚塊打碎，重新製成新磚，砌在新館的牆壁，體現了循環利用理念。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建築傳統和建築風格，但我們可以尋找精神層面的“共同點”，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低碳節能”等，通過科學設計和深入研究合理利用資源，實現人、自然、建築三者的互動共生。（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