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4日電／題：櫻花下的沉思－－冰心在戰後日本
作者：楊流昌
一段跨越仇恨的五年旅日時光，如何重塑一位中國作家對日本的認知
1946年深秋，冰心攜幼女隨丈夫吳文藻東渡日本時，心頭還縈繞著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深切憎惡。作為一名“從小就耳聞目睹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的殘暴行為的中國人”，她曾對“日本的一切，日本旗、日本人、日本貨……都恨得咬牙切齒。”
然而，當她踏上戰敗後的日本土地時，眼前的景象令她震驚。從橫濱到東京的路上，昔日繁華的長街“竟是一片瓦礫，沒有一座房子”。東京滿目荒涼，行人“衣衫襤褸，形容枯槁”。她在美國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前來探望，個個“憔悴不堪”。此情此景，讓冰心驀然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國人，也有千千萬萬的日本老百姓。”
東京歲月，戰爭傷痕下的覺醒
冰心抵達日本之際，正值這個戰敗國處於歷史轉捩點。1946年11月，她以家屬身份，隨作為戰後赴日中國代表團職員的丈夫吳文藻博士來到東京。儘管冰心是作為學者家屬前來，但她抵達後立即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關注。
東京大學向她拋出了橄欖枝，聘請她擔任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講授“中國新文學”課程。這位中國文壇一流女作家在日本擁有不少讀者。她對待日本書友十分熱心，為中日和平友好關係不懈努力著。
冰心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觀察著戰後日本社會。她看到的不只是廢墟，還有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深刻創傷。這種觀察使她產生了複雜的情感體驗——既有對軍國主義的憎恨，也有對日本民眾的同情。
文化交流，搭建理解之橋
在東京大學任教期間，冰心於1948年受邀作了五次演講。她講授“中國文化的背景”“中國舊文學之特徵”等主題，內容生動而翔實。她向日本學生推薦了很多國內有識之士的作品。
冰心的課程受到東大學子的熱烈歡迎。她不僅傳授知識，更致力於“幫助日本人民扭轉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汙名化認知”，向他們展示一個現代、積極的中國新形象。作為文化使者，冰心堅持不懈地促進中日關係。她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她的演講和文學活動，為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搭建了橋樑。
歷史困境，去留之間的抉擇
冰心在日本期間，中國國內形勢急劇變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東京，冰心全家人聚集在收音機旁傾聽這一喜訊。
儘管對這個新成立的政府充滿期待，冰心一家卻因被嚴密監視而成了有“家”不能回的人。在特務的監視下，他們甚至不得不冒險到橫濱為老舍送別。
轉機出現在美國耶魯大學向吳文藻發出任教邀請。他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先離開日本再去美國，最終返回祖國。經過周密計畫，冰心以到香港給女兒做衣服為理由，和家人乘坐一艘印度客輪抵達香港，幾經輾轉終於回到祖國懷抱。
櫻花讚歌，從仇恨到理解的情感轉變
1961年，冰心重返日本參加“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緊急會議”。這次訪問後，她寫下了著名的《櫻花贊》。文中她寫道：“金澤的櫻花，並不比別處的更加美麗。
汽車司機的一句深切動人的、表達日本勞動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的話，使得我眼中的金澤的漫山遍野的櫻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誼的花的雲海。”
這種情感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冰心曾坦言：在頻繁的交往中，她“不知不覺地愛上了日本人民之所愛——如櫻花，也憎日本人民之所憎——如軍國主義者”。
和平願景，冰心的持久遺產
冰心一直致力於促進中日之間的和平與友好。她於1946年11月29日寫的散文《給日本的女性》中，就表達了她對和平的希望。
她希望各國母親都能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阻止“以神聖科學發明作為戰爭工具的製造”，阻止“一切使人類互相殘殺毀滅的錯誤歪曲的宣傳”。冰心認為，未來的和平希望寄託在各國婦女充滿正義感的母性中。她希望全世界母親教育孩子認識到“戰爭是不道德的，仇恨是無終止的，暴力和侵略終究是要失敗的。”
多年後，冰心在《櫻花贊》中回憶起日本金澤市的漫山櫻花。那位日本汽車司機為送中國客人而推遲罷工時間的故事，令冰心眼中的櫻花幻化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誼的花的雲海。”
她在日本度過的五年時光，從最初對戰爭的憎恨到對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再到最終成為中日友好的使者－－這一轉變背後，是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性思考與人道關懷。冰心用她的筆告訴我們：和平與友誼，永遠建立在普通人之間的理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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