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诞生的G20峰会，又到了发挥作用的危机时刻。12年之后，世界又等来一个5万亿美元计划。
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历史上首次召开视频峰会，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会议发布的声明称，G20集团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的一部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原本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G20，在这一年11月升格为各国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举行，讨论应对金融危机。第二年伦敦G20峰会上，各国共同承诺向市场注入5万亿美元，稳定经济。
不过，新冠疫情不等同单纯的金融危机，复杂度更高，医疗物资出口禁令、石油价格暴跌、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
会议公报称，G20国家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并且“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使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最小化，恢复全球增长，稳定市场。”
除了5万亿美元针对性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外，G20还承诺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支持。
从救市的资金量和措辞而言，已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协调应对的力度。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有开足马力的架势，已获参议院通过的纾困方案投资总额达到2万亿美元，被称为“达到了战时水平”，相当于美国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与此同时美联储已经几乎用光了利率调节这一最重要的金融工具的空间。
然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一些指标上甚至已经超过当年的金融海啸。
最新的坏消息是美国公布的失业数据。对于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此前一周的数据为28万人左右，市场预估中值为164万人，大大超过金融海啸时的66.5万人，结果实际公布的数据为328万人。这意味着按周增长超过10倍，也比市场预估严重一倍。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周三在家中录制的短片中称，“最近的预测显示，全球经济下滑和失业情况将比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重。”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会衰退，并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19日表示，“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正常规则不再适用……应对措施的创造力必须与危机的独特性质相匹配，应对措施的规模必须与危机的规模相匹配。”
本周四，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LO)就业政策司司长李相宪表示，全球失业人数预测需要下修，估计会远高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2500万。相比之下，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失业人口增加2200万。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研究表明，二十国集团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计划，效果是孤立采取国内刺激计划的两倍。
金融市场似乎对G20的救市举措反应热烈，美股开盘涨势迅猛。当日，道指收盘上涨6.38%，标普500上涨6.24%。
不过，古特雷斯提醒，当前的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仅向金融部门注资并不是解决办法。这不是银行业危机，也不是供求关系的普遍冲击。这是对整个社会的震撼。
“我们不要忘记这本质上是一场人类危机。从最根本上讲，我们需要关注人本身，最弱势的人群、低工资的工人和中小企业。这意味着提供工资支持、保险、社会保护、防止破产和失业。这也意味着设计财政和货币对策，以确保负担不会落在那些负担不起的人身上。”
G20声明还表示，要努力解决全球供应链中断问题，在国际运输和贸易领域加强合作，最终营造自由、公平、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称，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预测，但世贸组织内部的经济学家预计，“贸易将大幅下滑”。
本周三，美国商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采取出口管制或其他可能影响药品等抗疫必需品的运输。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联合承诺，保持供应链开放，避免出口管制。美国商会敦促华盛顿方面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
商会执行副主席迈伦·布里安特（Myron Brilliant）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没有实施出口管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避免采取类似措施。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来由。无论是疫情前美国与多国间的贸易争端，还是疫情扩散后一些国家截停其他国家的物资，各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不断加剧。
布里安特称，即便不进一步施加出口限制，当前的贸易壁垒比如关税，依然会威胁美国制造业生产医疗物资的能力。
白宫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加剧了这种担忧。路透社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正在酝酿一份“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以降低美国对中国产的药品和医用物资的依赖。
在白宫内部，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称，财长姆努钦领导政府内的一些人，反对纳瓦罗的提议，理由是现在不是惹恼中国的时候，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提振全球经济，都需要中国帮助。
3月初，美国就豁免了口罩等100多项自中国进口的医疗产品关税。随即，有声音称白宫内部正在就暂缓与中国的关税战展开讨论。纳瓦罗出面辟谣称，不会延缓关税。就在G20峰会召开的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对进口自中国的的特定产品准予特定关税排除请求。
在G20会议召开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各类企业的资金支持政策。相比之下，其他G20国家还未出台相应计划。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大量的钱注入后，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四万亿”中45%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相似地如约而至。2008年，从9月16日到12月23日，央行连续五次降息。
但这些措施被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称为“饮鸩止渴”。经济学家吴敬琏称，“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因而，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的痛感。
经济刺激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地方政府短时间承担债务过高，之后则要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影响地方长远发展，这就是危机之后的“宿醉效应”。
IMF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为80.1%，地方政府债务率为61.1%。高企的地方债，一定程度挤占了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在G20层面而言，新一轮救助计划与12年前如出一辙。中国会如何行动，是否会重复当年刺激方案，还需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