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河南驻马店一所高中为迎接高考而参加“备战”集会。2018年河南参加高考人数98.38万人，其中全国统考人数77.94万人，创历史新高。此外，河南省的考生人数仍居全国第一。
中国近来连续曝光几起多年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媒体关注当事人“被偷走的人生”该如何赔偿，一般民众则质疑，社会本就不公平，没想到连应当最公平的大学入学考试都不可信。中国官方许诺对冒名顶替入学，零容忍严查处。
根据南方都市报11日报导，出身农村的陈春秀，16年前大学入学考试（大陆称“高考”）落榜，日前她打算报考成人教育学校填补心中的遗憾，却在填写报考资讯时发现，“陈春秀”已经在山东理工大学就读过还顺利毕业，原来，16年前，她已被另一个“陈春秀”冒名顶替上了大学。
该报道称，才过了几天，另一名叫苟晶的女子，22日在山东教育厅网上信访受理平台实名检举，说她曾在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在山东高考中被冒名顶替。她在检举信中说，1997年的顶替者是她高三班主任的女儿，而这名班主任曾经在2003年跟她忏悔道歉。相关部门回应已介入调查此事。
尽管多所学校表示，学历清查公示后无人向学校提起异议。但许多媒体质疑，山东已经清查了，其他省分呢？“中国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冒名顶替”成为话题。
陆媒这几天热议，连央视主持人康辉都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当年考大学险些被别人顶替。当年康辉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当时的河北省，他和另外两人都通过了专业、文化课考试，且自己成绩最好。但等待许久后，却拿到其他学校录取通知书。后来在其父亲追查下得知，自己的成绩被竞争者的父亲以职务之便瞒报，幸好及时发现与处理。
冒名顶替事件在中国社会不断发酵，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因为在中国这个特权社会，教育尤其是大学入学考试，被认为是少数能公平改变命运的管道；网友的反应认为，冒名顶替上大学是“欺负贫穷人、老实人”，更可议的是，公务人员在其中扮演了协助的角色。
人民日报对此事发声，26日刊文指出，“只有告慰每一起顶替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让高考公平不被践踏，让‘读书改变命运’真正激励寒门学子”，并称“教育公平不容冒名顶替蚕食玷污”，要求对冒名者和配合违法者追究责任。
深圳新闻网的评论则质疑：冒名顶替这一程序如何暗箱操作？参与链上都有哪些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才能维护教育公平这一不容逾越的底线。”
该报道称，大学入学考试存在弊端，再次触动中国“社会不公”的敏感神经。在社群平台上，一名网友说：“高考是改变穷苦百姓的唯一一条出路，要是这个出路被有钱或者有权的人拦著了，那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出不了头了！”
桑雨|桑雨
本周，发生在山东省的两宗高校舞弊冒名顶替上大学旧案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根据媒体统计检索发现，山东省14所高校242人涉嫌高考舞弊冒名顶替入学。新京报梳理后发现，涉事14所高校中，不乏知名高校，如中国海洋大学等。本周稍早时，一名网友苟晶在微博上发帖，称23年前她参加高考，遭班主任老师女儿顶替，她目前已向山东省教育厅实名举报。
农家女苟晶曾就读山东济宁实验中学高三尖子班，1997年高考蹊跷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考前摸底考全区第四名，结果仍低分落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从未填报过这所学校，去了之后才知道那是一所“野鸡学校”。更令人吃惊的是，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山东。而且，所有人都没有填过这个学校的志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似乎是被什么神秘力量踢到这个角落。在那里读了一年后，苟晶到浙江打工，后来结婚生子，靠自己的奋斗成为电商企业的管理者。
20多年来，她很少回山东老家，也极力强迫自己忘记那段屈辱痛苦的记忆。其实，早在2003年，她的高三班主任就曾让人带信给她，承认是自己女儿顶替她去北京读了大学。这些年，即使苟晶不去追究，有些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老师的女儿用了她的成绩、名字，顶替她上了大学，又用她的名字毕业分配获得公职，而这件事，仅凭老师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学校领导肯定知道这件事，档案管理又涉及到学校、教育局，户籍，和公安机关。”
苟晶表示：“要么，老师的女儿用了我的身份，要么她用了我的名字，又做了一个假身份证。”但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一条利益链。 想起黄冈水利电力学校那些从没填报过志愿，又糊里糊涂去上学的山东同学，她甚至怀疑，大家是不是都在没有档案的情况下，被“卖”了过去？这背后是一笔“大生意”吗？还有，她的第二次高考是怎么回事？虽然现在没有证据，但真的也被顶替了吗？如果是，那个人又是谁呢？苟晶向媒体表示，她之所以现在举报，是想知道真相，知道那个利益链当时是怎么操作的，怎能有那么大能量？
高考舞弊冒名顶替事件之所以在国内引发舆论哗然，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系统性腐败，直接威胁教育公平，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安排。
网友于建嵘微博发帖说：历史上，对破坏类似制度的，处罚都十分严厉。如咸丰九年，官居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柏葰 因乡试科举舞弊案 被斩首。
网友祝佳音微博发帖说：最近大家都在义愤填膺顶替上大学的事儿，其实，只有相对底层的人才会用这种粗糙、残忍的方法，干掉面前一个喘气的活人。这很容易被发现，一路留下作案证据，一辈子留下尾巴。你看所有爆出这种事儿的一般都在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有钱有权的人一般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还记得好多年前流传出的一个上海某大学招生名单么？多么优雅精致。一般大学都有照顾的名额，不够强的打个招呼托托人送点礼，够强的直接递个条子，就进去了，再强一点儿的都不用自己说，根本不用费这种“冒名顶替”的力气 。”
该贴中说的上海某大学即上海交通大学， 2011年， 上海交大特殊照顾招生名单，曾被该校学生贴在校内饮水思源网站上，20分钟后就被删除，现在外网仍可以搜到。这份名单非常清晰的记录了上海交大如何对权力阶层子女网开一面的现实。
这篇帖文作者在结尾处对曾给交大领导递条子的关系户做了一个梳理，文章说：仔细查看里面的名字，共和国的部长们也榜上有名，不过基本上是退休人士，比如，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前国家机械部副部长陆燕荪等。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里面教育口的官员很多，包括交大书记王宗光，清华副校长余寿文，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上海教育电视台副台长等。仔细看名单，还有不少东西可以挖掘。
1 教育口的人最多。上至教育部，下达上海教委，区教委，甚至各大学，中学，校办企业，校董，院士。里面还有一个头衔：陈鼎常(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黄冈中学特级教师）。
2 实权单位。从上海公安局，公共安全专家局，到电力，医院，人事局。 3 企业总裁，想必钱能通神，当然现买现卖是不行的，应该是以前早打点过的。4 牛人。比如浙江电力局副局长等。虽然你上海不归我管，但是电力系统一家亲，牛人在哪儿都应该很牛。再比如，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曾勉托高凤池一条，”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想来也是来头颇大，但为什么还要托一个”高凤池”呢？此”高凤池”何许人？一查，一个村长能这么厉害？再仔细一看，这个村长可不一般，1998上海综合实力百强村，上海旗忠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这还不算，旗忠村位于上海闵行区，想必地头蛇也很厉害。
这份多年前上海交大录取关系户名单的泄漏足以暴露中国教育体系 系统性腐败由来已久。
一篇题为《所有类型的高考作弊，冒名顶替是最可恨的》网文这样写道：
一部考试史就是一部作弊史。中国自隋开始有了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遴选人才，科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久、最为成熟稳定的国家级考试制度。中国科举史上的作弊方式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种：考场时抄录夹带的资料作弊，这个是最常见的；买通考官，提前泄露试题，或买通阅卷官，对学生的试卷予以关照；找“抢手”替考；冒籍；伪造资格。这些作弊方式，在今天的高考中依然存在，只是技术上与时俱进而已。
任何一种高考作弊都是可恨的，其行为破坏了考试制度，也对其他考生的权益造成伤害。但我以为所有的高考作弊中，最可恨的是窃取别人成绩冒名顶替去上学。这简直就是一场谋杀，谋杀了一个人的青春和未来。这种冒名顶替的现象为什么屡禁不绝？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此种违法犯罪的风险太低。
古代科举作弊，惩罚之严厉超出今人想象，明清好些官员因“科举案”掉了脑袋，其中不乏一、二品大员。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周家如何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呢？就是因为科场作弊。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进士出身。某一届乡试，他拿出一万两银子准备贿赂主考官关照自己的儿子（即鲁迅的父亲），由于仆人办事不谨慎被举报。按说这还只是作弊未遂，可处罚多严重呢？周介孚被判了斩监候即死缓，在监狱里关了八年才被赦免出狱。周家也因此倾家荡产。
今天的高考和古代科考当然不能简单地对比，由于高校扩招，录取的人数远远超过古代的人数，防止作弊的难度似乎也随之加大。但今天科技发达了，照理说要冒名顶替一个人是很难的。可这类事仍然时有发生，有媒体统计发现，在2018年-2019年的山东高校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273人在清查中被公示，其中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冒名顶替者获得学历时间为2002年至2009年，公示后，学历只作注销处理。这可是孔孟之乡、文化教育大省山东呀，真是触目惊心。原因不复杂，没有权力在中间运作，这样的事不可能办成。凡是能顶替别人的，几乎都出自当地有能耐的家族，而被顶替者的父母几乎都是老实巴交、没什么社会资源的小老百姓。——还有什么比这种掠夺更无耻吗？
中国古代王朝对科考作弊处罚重，是因为科考是平民子弟阶层上升的主要通道，这个制度维护的是社会的底线公平。这个道理很简单，至今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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