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步遥
尘封70年的一次作伪，似成“铁案”的一段“光荣”，“政治”符号的一叶掩盖，道义担当的一番追寻——真相，终在智慧与良知面前赤裸。
绪言
“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书报头的《西江报》”，是《西江日报》自1950年4月1日创刊以来份量颇重的政治符号。这一符号的史料，由笔者35年前著述《肇庆报业史话》时挖掘。1986年，中共肇庆地委决定复刊机关报，该史料成为最终复刊《西江报》而不是复刊《肇庆报》的重要依据之一。之后，该史料被笔者发现是当年当事者的作伪，作伪的资讯一直因笔者的迟疑而被掩盖。2010年10月，笔者得知西江日报社正举办创刊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触发证伪史料的责任担当，即与《西江日报》社长朱英中取得共识：共同展开调查取证，廓清史实之后，适时还原真相。
- 史料确认路线图
《肇庆报业史话》（以下简称《史话》）是笔者自1985年起，在工作之余，一边搜集资料，一边动笔，一边在《端州报》连载，一边修订出书而成。
《西江日报》，中共西江地委机关报，1950年4月1日创刊，一度停刊之后，复刊成《西江报》，再改称《西江农民报》，1952年12月1日与《珠江农民报》合并为《粤中农民报》。
《西江日报》与《西江报》的死资料极难搜寻，查中山图书馆特藏参考室、肇庆地区档案馆、肇庆市档案馆、肇庆市图书馆、高要县档案馆，均无两报存报，仅在肇庆地区档案馆“西江地委（50—52）22号卷”中，查到西江地委于1950年4月3日以“地字第一0八号”文致“县书县长暨各县委同志”、“号召全党同志重视党报”、“亲自写稿”以解决“缺乏稿件的严重威胁”的《通知》，以及西江地委于1951年10月7日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出版通俗的工农报纸的决定”西江报改为西江农民报的决定》这两份与《西江日报》、《西江报》有关的死资料。《史话》中有关《西江日报》与《西江报》的史料，主要来源是活资料。
1985年底，笔者在采访其他报刊当事人时了解到吕毅子的线索。吕毅子（又名李牧子），本文撰稿时87岁，当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绥贺支队机关报《新星报》负责人，《西江日报》的创刊骨干、一版主编，《西江报》复刊时的编辑部负责人，《粤中农民报》副总编辑，《史话》采访时任职新华社广东分社，现离休。1986年2月1日，笔者初访吕毅子，吕口述了《新星报》及《西江日报》至《粤中农民报》的概况，并未提及毛泽东亲笔题书报头一事。
访吕后，根据吕提供的线索，笔者采访了肇庆地委离休老干部韦敬文。韦敬文，当年在西江地委办公室负责秘书工作。韦提到1950年6、7月间筹备复刊《西江报》时，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张鉴（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领导筹备工作、复刊后兼任社长）向地委建议请毛泽东为《西江报》题书报头。地委遂报告中央办公厅，提出请求。不到一个月，中央办公厅复函地委，并付毛题书手迹。
笔者觉得兹事体大。孤证不立，4月14日，再访吕毅子。吕印证了韦的说法，并赠送了两份《西江报》原报复印件。报头手迹的确是毛体。
至此，笔者确认了这一史料，写入《史话》（《史话》中有关该史料的章节在《端州报》刊出时间为1987年7月20日）。
- 复刊《西江报》的政治符号
继《西江农民报》合并到《粤中农民报》之后，西江流域的区治版图与办报轨迹经历多次演变。1972年1月，中共肇庆地委机关报《肇庆报》出版，至1975年10月停刊。
1985年底，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中共肇庆地委酝酿复刊地委机关报。早期酝酿时，地委宣传部建议复刊《肇庆报》，并于1986年1月6日向地委提交“关于创办地区机关报《肇庆报》的设想方案（建议稿）”。1月30日，地委召开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方案”。3月1日，《肇庆报》筹备小组以地委宣传部代章的名义分别向肇庆地区编制委员会发出“关于要求安排《肇庆报》社编制的报告”、向行署财政处发出“关于要求拨付创办《肇庆报》经费的请示”。5月22日，《肇庆报》筹备小组以地委宣传部代章的名义向肇庆地区编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再次要求安排《肇庆报》社编制的请示”，并计划8月1日出报。
此期间，中共肇庆地委副书记张凯完成了中央党校的学业，回肇庆履职，分管党群口，主持地委机关报的复刊筹备。出于厌恶宣传系统内斗恶习等原因，张凯搁置了地委宣传部复刊《肇庆报》的方案，拟另起炉灶，重招人马，筹备复刊。
其时，笔者在《端州报》任副刊部主任，完成了《史话》中有关《西江日报》至《粤中农民报》的史料征集，《端州报》总编辑庄事睦已掌握到毛泽东为《西江报》亲笔题书报头的资讯。
5月13日，庄事睦致函张凯，并附“关于《西江报》筹办工作的设想和建议”。函中，推荐了笔者“调去做筹备工作”。“建议”中提出：“建议定名为《西江报》，提法是‘复刊’，并保留1950年毛泽东同志为《西江报》亲笔题书的报头”，“说明《西江报》有光荣的传统。”张凯接纳了庄事睦的推荐和建议。
6月10日，笔者被借调至地委宣传部，启动复刊筹备落地操作。
10月1日，《西江报》正式复刊。该日报纸，刊出了笔者的《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书报头的〈西江报〉》一文。该史料正式发表面世，成为复刊《西江报》的政治符号。
- 从掩盖到担当
《西江报》复刊后，笔者陆续听到当地学界对“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书报头的《西江报》” （以下简称“题书”）的一些议论，焦点是：如此重大的事件，西江地委无理由不将中央办公厅的复函及毛泽东的手迹存入档案馆。笔者觉得这个质疑甚有道理。
1990年，笔者调离《西江报》。之后，了解到相识多年的端州区文化馆干部周作权亦是当年《西江日报》的老报人，即就此事专门拜访。周直言笔者受骗了，“题书”一说是当年报社高层的做假，实情是将《江西日报》的报头拼接制作而成。
联系学界的议论，笔者基本认定周说属实。经权衡，觉得不宜将真相披露——“题书”是《西江报》赖以复刊的精神支柱，“政治”痕迹太重，一旦披露恐怕会引起震荡。
1991年，《西江报》举办复刊五周年纪念活动，“题书”话题成为主旋律，《史话》中表述的“故事”被编绘成连环画出版。笔者顿觉不妥，但无计可施。
之后，笔者曾向交往较多的《西江报》同事罗锦朝等二人大略讲述了“题书”真相。罗二人从“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笔者不作披露，让话题渐渐淡化。笔者表示接受。
2010年10月28日，罗锦朝致电笔者，言及报社正举办创刊60周年纪念活动，想借《史话》作为史料依据。笔者觉得再张扬“题书”不实之事就将问题扩大化了，便用短信方式请罗向朱英中社长转达个人观点：“毛为西江报亲笔题书报头的伪历史，我是始作俑者，历史负罪感的枷锁一直挥之不去。之前承你们所托，一直未踢爆，有一个逐渐淡化的前提，亦即你们所言的‘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这次你们搞大庆，如果继续以伪历史作为大事件去张扬，就并非成谜这么简单了，会丧失对历史真相起码的敬畏与诚恳。我是治史者，有良心债的底线，一旦逼近临界点，我唯有保留还原真相的权利了。盼谅。”
罗锦朝即把笔者观点转达朱英中社长。朱非常重视，托罗约笔者面谈。
10月31日，笔者与罗锦朝在前往会面的路上交换了想法，罗亦觉得，去政治化地订正史实，是较理性的选择。在报社朱英中办公室，笔者单独向朱梳理了事件的脉络。朱表示，不管治史还是办报，真实性乃第一要义，尊重历史、还原真相，既是道义，更是理想；让政治的回归政治，历史的回归历史，正本清源，是既对历史、又对后人负责的应有态度。朱当即决定：即日起在60周年纪念活动中不表达“题书”概念；进一步调查取证，获得准确材料；核实后由笔者撰文，于适当时机在《西江日报》公开订正。
- 人证与物证
11月7日，朱英中与笔者拜访了周作权。周作权，78岁，当年省立肇庆师范毕业后安排到高要文化馆搞宣传，专美术，被吕毅子发现而调至《西江日报》任文艺组艺术副编，搞插图、标题与版面装饰。周回忆，毛“题书”的说法，吕毅子等报社有关领导曾向大家统一过口径，但报社印刷厂排字工人黄礼然（现已去世）私下告诉周，其实是由黄操作将《江西日报》报头调过来排列制版。知情者还有报社编辑梁庆强、谭子艺，资料室陈碧棠等。1991年《西江报》复刊五周纪念，召开过一次老报人座谈会，吕毅子与周、梁、谭均有到场，梁想在会上提出“题书”作伪一事，被谭制止，担心影响吕声誉。
11月14日，朱英中与笔者拜访了梁庆强。梁庆强，81岁，1949年高中毕业，参加西江公学，因比较积极，当年底调西江地委宣传部，参与《西江日报》筹建工作，创刊后，任地方新闻版（二版）编辑。“题书”作伪一事，梁的回忆与周作权一致，并补充，当时副刊编辑陈光（现已去世）也是知情者，而且对做假很反感。梁还印证了1991年老报人座谈会上的细节。
调查期间，朱英中在网上将《西江报》报头与同是毛体的《江西日报》报头作了对比，发现除了“西”字，“江”与“报”两字都不符； 再调同是毛体的《长江日报》报头对比，发现“江”与“报”两字都对上了。上述两次拜访完成后，因周、梁的回忆都是创刊时的《西江日报》而非复刊时的《西江报》作伪，朱英中与笔者又作狐疑，再调在“西江网”上载的当年《西江日报》原版报样与《长江日报》对比，发现 “江”、“日”、“报”三字都对上了。经查，《江西日报》与《长江日报》报头确是毛亲题，两报均早于《西江日报》创刊。
朱英中是个书法家，广东华人书法院副院长，对书法规律有心得。朱认为，同一个人写同一个字，无论写多少次，都无可能写出两个笔迹完全相同的字来，何况“西江日报”四个字。笔者向中国著名书法家、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刘佑局印证，刘认为这种可能性在书法史上等于零。
朱英中与笔者共同分析，当年做《史话》时，因为笔者的视野局限，未能搜寻出《西江日报》创刊时的报样，导致证伪的出发点一度停留在《西江日报》停刊后再复刊时的《西江报》上。今天搜出了《西江日报》原报样，就可以确凿判断：当年的作伪过程是，将《长江日报》的“长”字抽掉，把《江西日报》的“西”字拼上，遂成为《西江日报》报头。
至此，“题书”作伪一案真相大白。
之后，笔者曾拨通吕毅子家中电话，本想约时间赴广州当面向吕摊牌经查证的“题书”作伪真相。通话中，感觉到吕垂垂老矣。笔者窃想，从人道主义出发，实在于心不忍再挑脓疮了，遂作罢。
文稿完成后，发给朱英中，朱提出压缩成3000字，在《西江日报》刊出。笔者觉得，3000字篇幅不仅无法厘清作伪史实，反而会留下更多疑团。于是放弃刊出。
- 结语
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的《肇庆报业史话》，由时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孙文铄老师作序，时任全国记协副主席、广东省记协主席丁希凌老师作跋。丁老师在跋中说：“在广东，作为写一个地区、一个市范围内报业历史的书，我看到的，还是第一本。”当时正参与主编《广东新闻志》的孙老师在序中说：“《史话》作者作了很大努力，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史料。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史话》忠实地介绍了叶挺独立团1926年在肇庆出版的《西江潮》周刊的情况，为研究广东新闻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就这么一本有相当学术价值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书，却因“题书”作伪案而尘封着相当耻辱的一页。人生污点，岂能不洗刷？
“题书”一案，笔者无意揣测当事者的作伪动机，亦无权追究当事者的作伪责任，更无谓联想当事者的作伪心态是否良性。但必须严肃指出：“题书”一案，是1950年《西江日报》创刊时报社领导班子的一宗集体作伪事件。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角度，这种作伪行为均属不可饶恕。
如果说，某个政治符号会触及某条神经线，那么“题书”符号触及的是《西江日报》的中枢神经线。“题书”一案涉及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其敏感性不言而喻。“让政治的回归政治，历史的回归历史”，是理性处理“敏感”事件的法宝。已成“铁案”的一段“光荣”，假如有严肃而且具历史责任感的学术刊物去直面历史、还原真相，需要智慧、视野、魄力和高度。中国新闻史无疑应该添上这一笔。
2010年11月下旬成稿 2022年5月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