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新聞通訊社/中華時報9月14日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9月13日在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發表題為“新時代美國外交的力量與目的”的演講，以分享拜登政府在這一“歷史拐點”上對美國外交的力量與目的的看法。布林肯表示，後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已結束，又點名中國和俄羅斯是威脅。
布林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講時說，“現在，我們發現自己正處於歷史的另一個關鍵時刻——努力解決尼采（美國前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所定義的戰略這一根本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從我們現在的位置到達我們想要到達的位置，而不會在途中遭遇災難？’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闡述拜登政府對這個深刻而重要的問題的回答。讓我們從我們所處的位置開始。在座各位正在研究的國際格局，與30年前我與斯坦伯格（院長、James Steinberg）先生一起初入政府時所遇到的格局大相徑庭。冷戰的結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希望，那就是朝着更加和平與穩定、國際合作、經濟相互依存、政治自由化和人權的方向邁進。”
布林肯說，“事實上，後冷戰時代取得了顯著進展。十多億人擺脫了貧困。國家間衝突降至歷史最低點。致命疾病減少，甚至根除。並非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受益於這一時期取得的非凡成就。（世界）秩序也曾面臨嚴峻挑戰——前南斯拉夫戰爭、盧旺達種族屠殺、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敘利亞、新冠疫情大流行——僅舉幾例。但是，我們現在經歷的不僅僅是對冷戰後秩序的考驗。而是它的終結”。
布林肯說，“這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什麼讓我們走到了這一步，這將是未來幾十年研究和辯論的主題。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決定我們如何應對冷戰後時代的一些核心假設已不再成立。數十年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已讓位於與專制大國、修正主義大國日益加劇的競爭。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是對《聯合國憲章》所莊嚴地載入的國際秩序及其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以及個人不可分割的普世人權等核心原則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威脅”。
布林肯續稱，“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構成了最重大的長期挑戰，因為它不僅渴望重塑國際秩序，而且越來越擁有實現這一目標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而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過它們的‘無上限夥伴關係’，共同致力於讓世界對專制而言變得安全”。
布林肯說，“隨着這種競爭的加劇，許多國家都在兩面下注。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從資源與國家政府不相上下的企業，到為數億人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到有能力造成災難性傷害的恐怖分子，再到販賣非法毒品、武器和人口的跨國犯罪組織。國際合作變得更加複雜。這不僅是因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還因為氣候危機、糧食不安全、大規模移民和流離失所等全球性問題規模巨大”。
布林肯說，“各國和公民正在失去對國際經濟秩序的信心，系統性缺陷動搖了他們的信心：少數政府利用破壞規則的補貼、竊取知識產權和其他扭曲市場的做法，在關鍵領域獲得不公平的優勢。技術和全球化掏空並取代了整個產業，而政策卻未能為被拋在後面的工人和社區提供足夠的幫助。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從1980年到2020年，最富有的0.1%人口所積累的財富與最貧窮的50%人口所積累的財富相同。這些差距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能激起人們的不信任和幻滅感，因為他們覺得體制沒有給他們公平的待遇。同時，它們也加劇了政治兩極分化的其他驅動因素，這些因素被算法放大，強化了我們的偏見，而不是讓最好的想法上升到頂端”。
布林肯提及，“更多的民主國家受到威脅。民選領導人從內部發起挑戰，他們利用不滿情緒，煽動恐懼；侵蝕獨立的司法和媒體；讓親信中飽私囊；鎮壓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派。還有來自外部的挑戰，專制者散布虛假信息，將腐敗武器化，干涉選舉。這些事態發展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對冷戰後的秩序構成嚴重挑戰。但它們合在一起，卻顛覆了這一秩序。因此，我們發現自己正處於拜登總統所說的一個拐點。一個時代正在結束，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始，我們現在作出的決定將決定未來幾十年的走向。”
布林肯說，“在這一關鍵時期，美國正以實力地位發揮領導作用。實力源於我們的謙卑和自信。謙卑是因為我們面臨著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應對的挑戰。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贏得一些國家和公民的信任，而舊秩序未能兌現對他們的許多承諾。因為我們認識到，領導力始於傾聽，從他人的角度理解共同的問題，這樣我們才能找到共同點。還因為我們在國內面臨著深刻的挑戰，如果我們要在國外發揮領導作用，就必須克服這些挑戰”。
布林肯續指，“但信心——信心——因為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只要美國團結起來，我們無所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我們更有能力動員他人參與共同事業。因為我們不斷努力形成一個更加完美的聯盟，使我們能夠彌補我們的缺陷，從內部更新我們的民主。因為我們對未來的憧憬——一個開放、自由、繁榮和安全的世界——不是美國一家的憧憬，而是各大洲各國人民的持久願望”。
布林肯補充說，“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自由的，可以塑造自己的未來、社區和國家。一個每個國家都能選擇自己的道路和夥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商品、思想和個人可以在陸地、海洋、天空和網絡空間自由合法地流動，技術被用來增強人們的能力，而不是用來分裂、監視和鎮壓他們。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全球經濟以公平競爭、開放、透明為定義，繁榮不僅以國家經濟增長多少來衡量，而是以有多少人分享這種增長來衡量。一個在勞動和環境標準、衛生、教育、基礎設施、技術、安全和機會方面力爭上遊的世界。一個維護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核心原則、尊重普世人權的世界。”
布林肯表示，“我們將在開明自利意識的指引下推進這一願景，這種意識長期以來一直激勵着美國發揮最佳領導力。二戰後，我們幫助建立了國際秩序，並為其他國家和人民的進步投資，因為我們認識到，這不僅符合人類的利益，也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明白，即使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制定共同的全球規則——接受某些限制——並支持其他國家的成功，最終將使美國人民更加繁榮、更加和平、更加安全。現在依然如此。事實上，美國在維護和加強這一秩序方面的開明利己主義從未如此強烈”。
布林肯續稱，“我們的競爭對手有一個根本不同的願景。在他們眼中，世界是由一個單一的迫切所定義的：維護政權和發財致富。在這個世界上，專制者可以自由地控制、脅迫和鎮壓他們的人民、鄰居以及任何阻礙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人。我們的競爭者聲稱，現有秩序是西方強加的，而事實上，支撐現有秩序的準則和價值觀是普世性的——並載入了他們簽署過的國際法。他們聲稱，政府在其境內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人權是主觀的價值觀，因社會而異。他們認為，大國有權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實力和鄰近使他們有權對其他國家的選擇指手畫腳”。
布林肯說，“這兩種願景的對比再清楚不過了。對於世界和美國人民來說，我們所面臨的競爭的利害關係再重要不過了。當拜登總統邀請我擔任國務卿時，他明確表示我的工作首先是為美國人民服務。他堅持要求我們回答兩個基本問題：美國在海外的接觸如何能使我們在國內更加強大？我們如何利用美國在國內的復興使我們在世界上更加強大？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從第一天起就指導着拜登總統的戰略”。
布林肯說，“我們首先在國內投資，這樣美國才能在世界上處於最有利的競爭和領導地位。正如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提醒我們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社會的健康和活力’。拜登總統和我們的國會為增強我們的健康和活力作出了美國幾代人以來最大規模的投資。我們正在升級基礎設施，促進研究，支持21世紀的關鍵產業和技術，為我們的製造業基礎充電，引領全球能源轉型”。
布林肯強調，“在我的職業生涯和有生之年，我們的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他在制定我們的現代工業和創新戰略並使之與我們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加強並鞏固了我們在國內的復興。這就是美國外交的力量與目的所在。我們戰略的核心是重新接觸、振興和重新構想我們最大的戰略資產：美國的聯盟和夥伴關係。”
布林肯表示，“我們正在有目的、有緊迫感地努力，以新的方式加深、擴大和調整我們的朋友關係，以便我們能夠應對這個新興時代的三個決定性考驗：激烈而持久的戰略競爭；對世界各地的生命與生計構成生存威脅的全球挑戰；以及重新平衡我們的技術未來與經濟未來的迫切需要，從而使我們的相互依存成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脆弱性的源泉。”
布林肯說，“我們通過我稱之為外交可變幾何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以需要解決的問題為出發點，並以此為基礎，組建規模適當、形狀合適的合作夥伴小組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意識地確定真正符合目的的組合。這些聯盟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創建和加強任何一個團體都會帶來可用於美國龐大的合作夥伴網絡的能力。我們建立的聯盟越多，我們就越能發現它們之間新的協同作用——包括我們可能沒有完全預料到的方式。合在一起，整體就會遠遠大於部分的總和”。
布林肯指出，“民主政體始終是我們尋求合作的第一站。它們將永遠都是。這就是為什麼拜登總統召開了兩次民主峰會，讓來自大小民主政體、新興民主政體和老牌民主政體的領導人齊聚一堂，共同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但是，在某些優先事項上，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或者只與我們的民主朋友合作，我們將一事無成。許多問題需要更廣泛的潛在合作夥伴，與更多國家建立更牢固的關係會帶來更多好處”。
布林肯補充說，“因此，我們決心與任何國家合作——包括那些在重要問題上與我們意見相左的國家——只要他們願意為其公民提供服務，為解決共同的挑戰作出貢獻，並維護我們共同建立的國際準則。這不僅包括與國家政府合作，還包括與地方政府、民間社會、私營部門、學術界和公民，尤其是青年領袖合作”。
布林肯指出，“這是我們實現目標的戰略核心。我們主要通過以下四種主要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布林肯介紹說，“首先，我們正在更新和深化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並建立新的聯盟和夥伴關係。其次，我們正在以創新和相輔相成的方式，跨越問題和大陸，將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編織在一起。第三，我們正在建立新的聯盟，以應對我們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最後，我們將新老聯盟聯合起來，加強對應對全球挑戰至關重要的國際機構”。
布林肯在講話中稱，“當我們加強國際機構時——當它們兌現確保安全、擴大機會、保護權利的核心承諾時，我們就建立了一個由公民和國家組成的更廣泛的聯盟，他們認為國際秩序能夠切實改善他們的生活， 值得維護和捍衛。因此，當世界上的北京們和莫斯科們試圖改寫，或摧毀多邊體系的支柱時，當它們謊稱這一秩序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促進西方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時，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將會站出來說：‘不，你們試圖改變的體系是我們的體系，是為我們的利益服務的’。同樣重要的是，當我們的美國同胞詢問我們在海外的投資有什麼回報時，我們可以指出美國家庭和社區的切實利益，即使我們在外交和全球發展方面的支出還不到聯邦預算的百分之一”。
布林肯稍後強調，“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是負擔。它是保障我們的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必要條件；是為美國工人和企業創造機會的必要條件；是改善美國公民生活的必要條件”。
布林肯談到，“二戰後領導國務院的艾奇遜（美國前國務卿、Dean Acheson）在他關於那個時期的著作《創世親歷記》中指出——我引用他的話：‘歷史是倒着寫的，但（它）是向前經歷的’。當然，艾奇遜寫的是一個不同的拐點，但他的話適用於每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時期，包括我們現在這個時期。回過頭來看，正確的決定往往是顯而易見的，最終的結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布林肯說，“現實中，這是一片迷霧。那些提供秩序感、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規則不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每一個行動方針都存在固有的風險，我們無法控制的潮流，無數的生命受到威脅。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時期——事實上，尤其是在這些時期：政策制定者也沒有機會奢求等到迷霧散去後再選擇政策”。
布林肯說，“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果斷行動起來。我們必須讓歷史向前發展——就像艾奇遜所做的那樣，就像布熱津斯基（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Zbigniew Brzeziński）所做的那樣，就像所有其他偉大的戰略家所做的那樣，他們引導美國度過了這些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將我們的手放在歷史的舵上，在即使在不確定的時代也是確定的東西——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夥伴、我們對我們想要去的地方的願景的指引下，規畫出一條前進的道路，這樣，當迷霧散去時，出現的世界就會向自由、向和平、向一個能夠迎接時代挑戰的國際社會傾斜”。
布林肯最後宣稱，“沒有人比拜登總統更了解這一點。由於他所採取的行動，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比兩年半前強得多。我深信，幾十年後，當這段歷史被書寫時——也許是由你們中的一些人書寫：它將表明，我們的行動方式——果斷、具有戰略眼光、謙卑和自信地重新認識美國外交的力量與目的——我們確保了美國的未來，我們為我們的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我們為一個更加自由、更加開放、更加繁榮的時代——為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