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紀碩鳴
特朗普重新獲得美國選民支持，以壓倒性得票回歸拿下總統大位。在參眾兩院共和黨雙雙佔優下，這意味著特朗普未來四年執政幾乎就是無障礙。特朗普對香港更為激進不友善，香港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國際橋樑作用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這對處於低迷期的香港無疑就是雪上加霜，香港轉型尋找新優勢勢在必行且十分緊迫。
特首李家超今年的施政報告特別注重「香港正處於關鍵經濟轉型期」，並強調政府需要指明方向、指出問題、提出方法，凝聚社會共識和力量。特首面對現實，看到香港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方向，留給香港的時間不多了。現實是如何應對挑戰且盡快落到實處，因為香港已經沒有老本可吃了！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義，強調美國再次偉大，這將令國際合作格局勢發生變化。他也不會忘記干預香港，在上一任期曾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及頒布行政命令，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等，又制裁涉港的中國及香港官員。別寄望特朗普的再度出現會對香港仁慈，未來四年可以預料，香港最具特點的國際優勢受到挑戰，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繼續萎縮。
美國帶來的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負面效應，已經十分明顯地反映在香港的經濟數據上。政府統計處公布9月香港對外商品貿易統計，進出口貨值增幅均較8月放緩，與內地進出口趨勢一致。未來貿易磨擦升溫和環球經濟不明朗因素，可能繼續影響香港出口表現。
為吸引海內外公司來港設立總部及分部業務，港府確定發展「總部經濟」的目標，但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只有1336間外資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較上年減少75間，跌幅超過5%，較2019年高峰期的1541間，更跌了13.3%，也是自2012年以來數目最少。而其中美資、英資走的最多最快。
這都帶出一個問題，香港既要守住傳統優勢，又要找尋新優勢，兩者需要相輔相成，既不能死守也不能放棄，轉型找到公約數是最好的選擇。
其實，香港的轉型挑戰不是今天。早在2014 年 6 月 10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指出，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其中既包括中央對香港特區直接行使的權力，亦包括授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而對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則享有監督權。這是中央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管治權」一詞，並清晰地闡明了中央管治權的權力內容。啟動了香港回歸落實「一國兩制」準確歷程，寓示著香港回歸以來發展轉型的重新思考，是新治理新發展的到來。
自然，「一國兩制」離不開中央的全面管治。港版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中央為香港完成了治理制度走向大治奠定轉型基礎，是為「一國兩制」體制下的香港經濟轉型提供治理保障。這既是香港對「一國兩制」管治方式的重新認識，也是香港回歸轉型的重大開始。
一直以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以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著稱。在國際環境不穩之際，這獨特的優勢，也會轉化為一個弱點。說到底，正由於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香港經濟很容易被各種外界不利因素所影響，香港可能如歷史的每一個機遇一樣，選擇戰略性轉型是明智之舉。
歷史上的香港有過多次轉型經歷，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今時今日的國際服務及金融中心，有賴歷史上三次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每次轉變均能為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將香港的產業結構推向更高的層次。
1841~1950年：由漁村到轉口貿易港。1841年6月，英國佔領香港後便宣佈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標誌著香港開始向近代開放型經濟過渡。20世紀初，香港更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知名的重要轉口港。
1951~1970年：由轉口貿易港到工業城市。二次大戰後，主要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經濟生活開始從戰時向和平時期過渡。世界市場對日用輕工業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世界格局和市場的急速變化，促使香港經濟結構從轉口貿易向“出口導向”的加工貿易轉變。1950~1970年的20年間，香港產品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達15.1%。
1971~1996年：由工業化到多元化服務。20世紀70年代，工業結構開始由勞工密集型漸次向資本 / 技術密集型轉變。香港的金融業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迅速崛起，1970年本港的註冊銀行只有73家設有326間分行，1980年則增加到113家共有1033間，銀行的資產亦由238億港元增至2,950億港元。到了90年代中期，香港已成為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
1971年，香港第三產業（服務業）已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63.2%，到了1981年，佔67.5%，直到1991年，佔了76.7%。1993年開始，第三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已逾八成，金融、旅遊、房地產及運輸業，成為本港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歷史證明，香港每次轉型，也受著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受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變動的影響。作為國際化都市特點的香港，其發展都與外部環境有關，在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適時進行經濟轉型，是香港經濟發展趨利避害的重要形式。而香港每一次轉型之後，都使經濟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帶來一二十年的繁榮期。回顧過往三次結構轉型的歷史經驗，對於今天觀察社會經濟的走勢具有啟發意義。
如今，香港又走上新的轉型期，這一次轉型應該轉什麼、怎麼轉？和歷史上數次轉型比較，雖然都是轉型，有所不同的是，歷史上的轉型都是市場被動使然。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香港已經是耀眼的國際都市，正前所未有的實踐著「一國兩制」這個背景下，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轉型。這也意味著，香港走在歷史的轉捩點，轉型不是單一的經濟範疇，涉及社會多方面多層次，更涉及政府本身的轉型挑戰。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治理模式轉型，回歸之初的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小政府大市場」已經翻過去了。香港曾以“自由經濟”政策為重，實行“積極不干預”治理政策也不合時宜。不僅確定了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也確定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在整個治理運作中，包括制訂公共政策、立法議程和政府運作，處於主動和主導地位。
這對傳統香港只講市場治理方式有本質區別，政府服務市場突顯主動性、主導性。整個政府系統、整體官僚體系以及政府人員都要學好、學會轉型，更需要在意識和價值觀上轉型，在香港治理、發展過程中積極主動開拓並承擔責任。這可能是香港經濟轉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次，香港傳統產業依賴需要轉型。傳統的幾大支柱產業都面臨挑戰，香港需要固守傳統優化傳統，更需要開拓創新，考慮傳統產業和創新產的銜接和置換。
出口放緩、金融不穩、旅遊疲弱、房地產衰落，香港的傳統產業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滑鐵盧。政府固然希望穩固傳統產業繼續保持住優勢產業，但開拓新型市場、新型產業可能會是香港的新出路。香港服務轉型的眼光不能緊盯傳統支柱產業，還需要將眼光放長遠著力關注新產業。如AI智能、生物科技，甚至新穎貨幣等。香港有創新資源和能力，缺少的是眼光。
消費是生存的基本行為，是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是經濟需求的關鍵指標。港人熱衷北上消費，內地旅客赴港人數減少、消費降低。思考香港轉型消費已經是政府施政迫不及待的大事。特首李家超曾稱，香港正經歷轉型，在部分行業例如旅遊業尤其顯著，市民及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業界要有新思維應對。
「業界要有新思維」，特首點到要害。香港歷來是以奇特、優質吸引。如今的香港正失去這些優勢，外資撤離、本土中產外移、基層北上，而內地餐飲以廉價連環進駐香港，平價超市也見有機可乘大舉進軍。香港整體消費質量下滑是趨勢。
消費結構的變化，迫切需要香港維持促進高質量消費。低出必須高進。比如，依香港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擁有200多個如海洋珍珠般的島嶼，以休閒度假吸引高端遊客以彌補觀光購物不足的低端旅遊可能是香港未來的方向。
香港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得到國家的全力支持，在這一絕佳的發展機遇下，香港已經不能只滿足於扮演內地引進來和走出去的窗口、超級聯繫人，而要以創造者、建設者的角色深度參與國家發展大局，如此定位才能弄清楚自己合適的位置、角色及轉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