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紀碩鳴
嘉樂頓珠是達賴喇嘛的二哥，我曾經與二哥在香港和印度數次見面，二次專訪，這位在最後的人生將自己定義為致力推動漢藏團結的流亡藏人，二月九日不幸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倫堡去世，享年97歲。
作為流亡藏人社會和政治有影響的人物，嘉樂頓珠被視為一個低調的地緣政治操盤手，更願意避開媒體和公眾的關註。幾十年來，嘉樂頓珠與中國領導人交往，希望藉助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力量來推動漢藏間的團結。他謀求各種途徑希望讓自1959年以來流亡海外的弟弟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嘉樂頓珠於1952年定居印度，達賴喇嘛在1959年反抗中國統治的起義失敗後逃往印度時，他是早期的調解人。嘉樂頓珠後來聲稱，弟弟安全抵達印度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1978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復出後，嘉樂頓珠受邀成為鄧小平的嘉賓訪問北京，並為解決西藏及達賴喇嘛的問題奔走。讓北京和達賴喇嘛有過一段「蜜月」期。也是一段漢藏友好歷史的見證者，他在訪問中提到自己的心願時，餘生就為一件事，致力推動漢藏團結，不能不說，嘉樂頓珠的離世，他帶著願望無法實現的遺憾，也是達賴喇嘛問題尚未解決的遺憾。
2007年，嘉樂頓珠在印度噶倫波定居，但經常往來印度香港之間。第一次見他，相約在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晚餐，他說住得較遠可能會遲到十分鐘，結果他提早了五分鐘到達了；約他早上十點在中環東方文華酒店作訪問，他早十分鐘就坐在大廳看報紙了。這位藏族老人仍然保持著講信用、守諾言的個性。那一年，他已經八十，雖然，漢藏關係的歷史重任壓彎了他的腰，滿頭白髮折射出為解決西藏問題奔走的歲月無情，那張古銅色的臉上刻下的是為藏民操勞的滄桑。
在中國領袖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嘉樂頓珠接受亞洲周刊獨家訪問，首次透露當年與鄧小平會晤的情景，解密鄧小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思路和政策。
對嘉樂頓珠來說，這是一個甜密的回憶，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個子不高，與身高近一米八的嘉樂頓珠相比矮了一截，但當年鄧小平果敢的作風、舉手投足充滿魅力的身影，給嘉樂頓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鄧小平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寬容和諧政策、幾次力邀達賴喇嘛返國的真誠，成為嘉樂頓珠美好的記憶。但言談中，他還是難以掩飾心中的疑慮：西藏能實現鄧小平曾經許下的諾言嗎？
早年，嘉樂頓珠沒有接受毛澤東電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請，於一九五二年出走到印度噶倫波定居。長時期離鄉背井，嘉樂頓珠基於自身所經受的艱難磨練，又受到達賴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響，開始反思西藏問題，尋求解決、結束流亡生涯的路徑。他不能去中國大陸，就經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
一九七八年底，覆出主政的鄧小平委托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李菊生派人尋找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幾個星期後，經人介紹找到嘉樂頓珠。李菊生對嘉樂頓珠表示，鄧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當天去當天就回來。聽到這個消息，嘉樂頓珠很興奮，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別，我是達賴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話需要達賴喇嘛的許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樂頓珠向達賴喇嘛作了報告。達賴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鄧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訪鄧小平先生。”
嘉樂頓珠回憶，一九七九年一月份，正是北京嚴寒時節，李菊生陪同嘉樂頓珠去北京。“我們住在圓明園附近一個很特別的招待所，地方很大，聽說早年彭德懷元帥在這裏住了相當一段日子。”
會見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一見面，鄧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著嘉樂頓珠的手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而前來。”由此，京藏之間開啟了達賴出走印度二十年後的首次高層接觸。
鄧小平率性直爽，他對嘉樂頓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談。”嘉樂頓珠向鄧小平表示歉意，沒有及時到北京是因為去印度請示達賴喇嘛了，“他讓我來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鄧小平非常高興，很直率地說了：“非常希望達賴喇嘛能早日回來。”
嘉樂頓珠表示，達賴喇嘛或流亡政府沒有委托來談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這時，鄧小平講出一段影響歷史的話：“你就談吧，西藏獨立問題，不要說我，就是未來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沒有辦法決定給西藏獨立，除了獨立以外什麽都可以談，今天就可以談。”
嘉樂頓珠當時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二十年來，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與家人失去聯絡，不知西藏親人的情況，他要求鄧小平可以開放印度和西藏邊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親，找他們的親人。話音未落，鄧小平接上就說：“一點問題都沒有，非常歡迎藏族人民回來探親，來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區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遊、或者去朝聖，一點不阻擋，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樂頓珠接著又提出第二個問題，要求照顧上一世的班禪，他在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覆班禪的自由。鄧小平聽後說：“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恢覆班禪的職位，我們委任他做政協副主席。”
嘉樂頓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達賴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辦了很多的學校，教育了學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員，聽說西藏很多學校缺少藏語教師，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區做教育工作。
鄧小平回答說：“這很好啊。”他接著又問：“可以來多少人？”嘉樂頓珠說，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後每年增加。鄧小平馬上說，不行，你要派一千人來，因為我們非常需要教語言的教師，西藏自治區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學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們的教員藏、英文都懂，可以來教。鄧小平還說。他們來了也可以看看我們的大字報，“你們的青年人來，也可以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
鄧小平當時懇切地對嘉樂頓珠說：“我們大家往前看嘛，轉告達賴喇嘛，希望他早日回來。回來後，過去的位子不會變動。”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見，令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與北京政府開啟了溝通的大門，也使達賴喇嘛下決心不再謀求西藏獨立。
回到印度，嘉樂頓珠把會見鄧小平的情況詳細作了匯報，並勸流亡海外的藏人應該與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溝通，尊重鄧小平的建議，多回去看看藏區的情況。雖然達賴喇嘛周圍不少人有不同意見，甚至認為共產黨靠不住，但達賴喇嘛接受了這樣的提議並提出：“從現在開始，我們不謀求獨立，派人與中央政府溝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由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先後派出了三批參觀代表團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訪問團回來後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團所到之處都是哭訴所遭遇的苦難。嘉樂頓珠將詳細情況告訴新華社社長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匯報，這是直接導致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西藏工作座談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來被稱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並將座談會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嘉樂頓珠，會談約一個小時，胡耀邦交給嘉樂頓珠“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其中體現了鄧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歡迎達賴喇嘛回國的邀請，“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可以是當“人大副委員長”，也可以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其中也希望達賴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職務，可以經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條方針”最後明確，達賴喇嘛什麽時候想回國，以什麽方式都可以，途經何處回國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迎接他，並發布消息”。
嘉樂頓珠表示，胡耀邦務實，他對西藏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他對達賴喇嘛的態度現在看來是很開明，很開放的。嘉樂頓珠表示，他與胡耀邦談起大西藏區的問題，胡耀邦回答說：“這個問題沒有人提過，你是第一個提出來的，以後我們慢慢的再研究和商量。”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西藏發生暴亂。平亂後，有一次，嘉樂頓珠去北京，鄧小平派人告訴嘉樂頓珠，希望他能見一下時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那時胡錦濤正在北京養病，兩人就相約在統戰部見面。
胡錦濤給嘉樂頓珠的印象是一個很誠懇又很溫和的領導人。已經近四十年沒有回西藏了，嘉樂頓珠很詳細詢問西藏、拉薩的情況，“我問得很詳細，問得很多，關於西藏的經濟，關於西藏的行政方面，零零碎碎的。胡錦濤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嘉樂頓珠指出，拉薩市區洗手間太少了，為什麽不多蓋一些，另外問胡錦濤“拉薩很多野狗在街上亂跑，怎麽不收拾那些野狗”等等。
令嘉樂頓珠驚訝的是，胡錦濤連拉薩街上有多少野狗的數字都能清楚講出。胡錦濤說，在拉薩蓋了很多公廁，但藏民有時不喜歡到公廁去解手。還有的人作惡，扔石頭進去。拉薩的人喜歡喝酒，有的人沒有工作，胡錦濤告訴嘉樂頓珠，他特別想辦法準許了一千五百個三輪車牌照，特許給藏人經營。胡錦濤說，後來有的藏人把牌照賣了，有的租給漢人，結果是漢人賺了錢。
嘉樂頓珠與胡錦濤談了兩個多小時，嘉樂頓珠對胡錦濤的評價是三個“很”字：“他很不錯、很謹慎、很務實，給我印象很深，也很好。胡錦濤不是做官而是做事的人，他沒有官氣，很務實。不像共產黨的官員很多是做官的，不是做事的。”
那次見完胡錦濤後，鄧小平又派人來問嘉樂頓珠，對胡錦濤有什麽印象。嘉樂頓珠請來人轉告鄧小平：“我說，多幾個胡錦濤，中國的問題就會少一點。”對中共的主要領導，嘉樂頓珠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鄧小平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領導人，他敢作敢為，眼光看得很遠。“是他找我去看他的，這很有胸懷。我是一個流亡到印度反對共產黨的人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人，流亡印度多年，他很有眼光。”
自一九七九年受邀見鄧小平後，到劉延東這一任以後的統戰部長未見外，嘉樂頓珠與各任前統戰部長都見了，有烏蘭夫、閻明覆、習仲勳、丁關根、王兆國。嘉樂頓珠說：“他們都是很好的官。”王兆國任統戰部長年期最長，嘉樂頓珠每年都要見他，“王兆國很開明，他請我吃好幾次飯，我們在一起聊得很愉快”。丁關根見嘉樂頓珠時遞給他一張紙條，希望轉告達賴喇嘛回國，可以成為中國的宗教領袖，為中國的宗教發展作貢獻。
嘉樂頓珠也向王兆國建議，能不能與達賴喇嘛面對面的直接對話，大家罵來罵去的不好，解決不了問題，應該有新步驟。王兆國問嘉樂頓珠有何建議，嘉樂頓珠說：“邀請達賴喇嘛先回來，讓他回來看看，聽聽中央領導人說什麽，也讓中央領導人親自聽聽達賴喇嘛要求什麽，這樣問題容易解決，像我們這樣做郵差送信的，沒有用處的。”王兆國認為這樣的想法不錯，所以希望達賴喇嘛的代表來國內溝通，二零零二年北京又重新接納達賴喇嘛派代表溝通，基本每年一次共溝通了十次。嘉樂頓珠認為：“漢藏都是黃皮膚，藏漢不團結是中了外國的離間計。”
嘉樂頓珠承認，流亡海外的有些藏人也有錯誤，“中央政府想同我們好好對話、談判，但我們沒有珍惜，結果把機會錯失了”。他透露，在閻明覆任統戰部長時，中央政府曾經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主導班禪喇嘛的追悼會。嘉樂頓珠帶邀請函返印度，但身邊的人不讓達賴喇嘛去。嘉樂頓珠非常懷念鄧小平時代對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開明開放政策，他還是期待中共高層有智慧解決西藏問題，讓達賴喇嘛有回到祖國的一天。
自從到北京見過鄧小平以後，嘉樂頓珠手上戴了幾十年的老式手表，時針就一直與喜瑪拉雅山那邊的中國時間同步。嘉樂頓珠看看手表說，自鄧小平敞開大門，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思維，已經期待了二十八年，“難道還要再等二十八年嗎？”他說：“我計算的是中國時間，如果達賴喇嘛可以回中國，我是一定會回去的，我不貪念這裏，這裏不是我的家。”
嘉樂頓珠在噶倫堡的住處占地二畝，花園、車庫、工人房都一應俱全，花園草坪的盡頭有一張椅子，坐在那兒可以遙望遠方，山的那邊就是嘉樂頓珠的家鄉西藏亞東。他還依照藏人的傳統習慣建了一座香爐，對著家鄉的方向。很長一段時間，陪伴嘉樂頓珠的是八只純種的藏獒，成為嘉樂頓珠在噶倫堡最忠實的保鑣。最近年紀大了，才請了一二個工人幫著照顧生活。
一九五二年，嘉樂頓珠從西藏出走來到印度，他說，當時連毛澤東要他帶領西藏青年代表團進京都不去，與弟弟和母親商量後就經屬於西藏山南地區的錯那縣的達旺出走印度，事實上這也為了達賴喇嘛留一條後路。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走的也是達旺這條通道。為了避嫌，嘉樂頓珠出走時隨身僅攜帶二千盧比，先在大吉嶺住了七年，達賴喇嘛來到印度後，搬到新德裏居住，負責同印度政府聯絡，後來才來到噶倫堡。
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十六歲的嘉樂頓珠隨西藏政府派出的一個抗戰勝利祝賀團去南京，嘉樂頓珠應邀去南京讀書，當時經印度來到錫金的噶倫堡，坐美國的軍用飛機，從加爾各答到昆明，再從昆明轉飛南京。
嘉樂頓珠畢業於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台灣政治大學前身），現在講普通話時還可以聽出些許南京口音。他透露，當時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把我當他們家的子女那樣看待，蔣先生和蔣夫人對我是恩重如山」。嘉樂頓珠的所有學費、生活費都由蔣介石出，蔣介石的官邸嘉樂頓珠都可以自由進出。一九五一年嘉樂頓珠還去台灣看蔣介石，「他還給我送了五萬美元，叫我好好的唸書」。
嘉樂頓珠一心想做的事，是促成達賴喇嘛可以早日回到中國。他從王兆國當統戰部長時就提出，“應當邀請達賴喇嘛到國內看看，另方面也讓達賴喇嘛與中央領導人面對面的對對話，讓他也聽聽中央領導人的意見，中央領導人需要他做什麽；同樣的，也讓中央領導人聽聽達賴喇嘛想說什麽、做什麽。
嘉樂頓珠同達賴喇嘛的代表說了，你們去，不用說太多的事情，主要的是怎樣促成達賴喇嘛去看看國家領導人，另方面也讓達賴喇嘛去看看國內的漢族同胞。嘉樂頓珠說：“我始終認為達賴喇嘛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他的中間路線不左也不右，是一個溫和的路線，他能同中央領導見面，能共同商量來解決一些問題。”
嘉樂頓珠說，他是兩邊勸。“我真的擔心會很麻煩，我跑了二十八年，辛辛苦苦的，我一方面勸中央政府，一方面勸達賴喇嘛。心裏很累，很辛苦。看到現在這個情形很可怕。將來有沖突的話，要死很多西藏人，也要死很多印度人，也要死很多國內的人。為什麽我們這樣糊塗呢？為什麽我們一直這樣糊塗下去呢？我也許是杞人憂天。我們藏人有句諺語，叫做‘兔子睡覺時不閉眼睛，它怕藍天會掉下來’；我變成一只兔子，總怕天會掉下來。”
看得出，歷經過各種磨難的老人，有一種漢藏團結的情懷。他說：“說這樣的話是相當痛心的，因為親身領略過幾十年的悲愴，而真真能理解的人又不多。”
這些年，我經常致電嘉樂頓珠在香港的電話，只聞鈴聲響未見有人接。嘉樂頓珠已經很多年沒有機會再去看看他記掛的西藏，去看看如今藏人的生活，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希望的達賴喇嘛回家時刻。
如今，走了，他也算盡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