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以色列轟炸加薩記者住所，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經過幾個小時的等待，終於等到了自己的那一份水，一名12 歲的男孩站在兩加侖裝滿水的桶子前。現在沒有時間感到疲倦。獲得乾淨、稀缺的水是一回事，但將水帶回他和家人居住的帳篷或被毀壞的房屋則是另一回事。孩子嘗試多次提起這兩加侖水，但都無濟於事。對於一個健康的身體來說，這樣的負擔太重了，更不用說因戰爭和營養不良而精疲力竭的身體了。

孩子的失敗嘗試讓他意識到兩加侖水的重量可能超過他自己的體重。當小男孩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困難有多大時，他抬起頭，望著天空說道：「真主啊，請賜予我力量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抱著他們走了幾步，這些都被攝像機記錄了下來，捕捉到了加沙兒童以及被圍困地帶居民所經歷的恐怖的一瞥。

此前，2012年11月，英國諾丁漢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史蒂芬‧約瑟夫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探討創傷後或痛苦經歷中的心理成長。這篇論文的標題是「什麼不會殺死我們」。

史蒂芬曾與許多創傷和衝突的倖存者合作過，並且長期研究創傷後成長。他最著名的書《什麼不能殺死我們：克服逆境和前進的指南》運用心理學理論和實踐來探索創傷後會發生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克服逆境來為我們的生活創造新的意義和目的。

約瑟夫解釋說，與創傷相關的心理學研究最近發生了變化，特別是研究人員意識到逆境和極其困難的情況並不一定會導致心理紊亂或抑鬱的人的產生。科學心理學研究趨勢開始發現，創傷後階段和嚴酷經歷中可以出現“積極成長”，並且可以代表建立更強的心理韌性的起點。

2024年11月11日，澳洲國際事務研究所澳洲教授米歇爾‧佩斯發表的一篇題為《加薩人：一個擁有不可抗拒的勇氣、信念和善良的民族》的論文明確表達了這一點。在其中，她提到了戰前加薩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儘管遭到以色列佔領軍的圍困和嚴酷限制，他們仍然找到了適應生活條件的方法，並建立了管理社區生活的社會團結網絡。」這些動力和能力以各種方式為社會提供了生存和恢復的方法和工具，而加沙地帶過去一連串的戰爭和各種殺戮和破壞手段進一步增強了社會的恢復力。

心理學研究中不常提及的一種解釋方法是信仰方法，儘管它在支持這些解讀方面發揮了作用，但它在個人處理所面臨的災難的行為方式中發揮著明顯的作用。個人或社會所依賴的信仰基礎，除了危機時的心理狀態外，也是決定苦難之後情緒狀態的根本因素。這個因素與對來自加薩的場景的分析是分不開的，因為在加薩人的言論和行為中可以觀察到宗教和信仰觀念的存在。

例如，在伊斯蘭教中，苦難需要耐心，而有耐心的人會得到豐厚的回報。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苦難是信徒在整個歷史中所經歷的階段。 《古蘭經》和先知的聖訓描述了遭受苦難的信仰社會如何應對苦難，而上帝給予的回報並不局限於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東西。

當然，本報告並非試圖將加薩人神話化（即將他變成一個傳奇人物），而是試圖探究加沙地帶居民抵抗的真實心理動態和能力，他們試圖在每天忍受的恐怖中生存下來，不僅在逃避死亡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中掙扎，從喝水開始，到試圖入睡，而不是生活在一個不具備體面生活最低要求和社會習慣的生活基礎的幾十年來。

創傷和逆境會「摧毀」一個人嗎？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詞是阿拉伯世界最常見的心理學術語之一。在許多阿拉伯社會遭遇政治和經濟挫折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破裂之後，這種說法開始流行起來。這些挫折對個人和社會的情緒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鑑於這一現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詞應運而生，試圖解釋社會表面和深層出現的變化的影響。

正如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情況一樣，概念通常在特定的時間和地理背景下產生，然後當它們暴露於新發展的解釋和理解時就會發生變化和轉變。該理論與不同於其起源環境的文化背景的融合要求它對變化做出反應，以便能夠產生適當的解釋。加薩為許多社會思想和理論的定義做出了貢獻。

至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詞的起源和出現背景，我們發現它與1980年的美國精神醫學會有關。在這個術語被創造出來之前，這種疾病被稱為“砲彈休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蔓延，並被認為只會影響士兵。美國心理學會將其定義為：當一個人經歷或目睹其生命或身體安全受到威脅的事件時，出現的一種心理障礙，而該人在此事件中的主要情緒是恐懼、恐怖或無助。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疾病的症狀引起了研究人員和科學家的關注，隨後的研究開始監測和記錄創傷對改變和擾亂一個人生活的影響，因為一個人經歷創傷事件後會留下負面的心理影響和變化。研究人員認為，這些負面的心理變化是由於大腦想要保護人們免受進一步接觸「危險經歷」或可能將人置於威脅境地的經歷，即使這種經歷是想像出來的。

最初，醫學趨勢占主導地位，僅僅注重記錄創傷的負面影響，而沒有太多關注當時很少的觀察結果，即創傷對經歷過創傷的個人的生活和性格產生的積極影響。

但這裡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每個經歷過痛苦、危及生命的事件的人在倖存下來後都會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嗎？”

創傷後成長

儘管關注的是消極方面，但約瑟夫之前提到的研究表明，科學界對心理學領域中一個人在經歷創傷和逆境後可能產生的積極變化的興趣日益濃厚。 20 世紀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進行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經歷過悲慘事件或嚴重創傷的個人所經歷的一系列積極變化。

隨著先前研究結果的顯現，人們在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對研究創傷如何成為積極變化的催化劑及其對加強一個人的心理構成的影響產生興趣。在這裡，「創傷後成長」的概念開始出現，並成為國際上研究人員和學者廣泛關注的研究領域。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創傷後成長成為正向心理學的一個主要議題。

《今日心理學》指出，20 世紀90 年代初，心理學家理查德·泰德斯基和勞倫斯·卡爾霍恩創造了「創傷後成長」（PTG）一詞。這個術語主要描述了個人在經歷重大危機、危及生命的事件或嚴重創傷後性格或心理可能發生的積極變化。

遭受創傷的人在創傷後的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內，可能會發生明顯的積極變化。對於創傷倖存者來說，生活可以獲得新的意義，賦予個人重塑其信念、優先事項、生活目標以及塑造其身份的價值觀的能力。

更強大的抵抗項目

今年5月，加薩地帶衛生部宣布，在加薩種族滅絕事件中，有16,503名巴勒斯坦兒童被以色列佔領軍殺害。這一令人震驚的數據表明，以色列佔領軍直接、系統性地針對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實施了滅絕種族罪。

二十多個月以來，佔加薩地帶人口近一半的兒童已經體會到了被迫逃離家園、任由家園被摧毀的痛苦滋味。他們深刻體會到失去家人、親戚、朋友和鄰居的痛苦。他們知道等待死亡意味著什麼，不知道這是否是他們最後一次疲憊地躺在地上睡覺，或者他們是否會在廢墟後面注視著並聞到血腥味，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烈士和受傷人數每天都在增加，直到死亡出現在加沙地帶的現實生活中並迫在眉睫。

這些孩子體驗到了在醫院醒來後看到被截肢的感受。更不用說那些看不見的傷害，例如，如果砲彈落在孩子附近，就會導致孩子聽力喪失。這是真實存在的傷害，有證據。

通常，在類似的背景下，嚴重的心理傷害的結果似乎對社會各階層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您對孩子有什麼看法？當然，有些人遭受了戰爭的恐怖，並受到憂鬱、焦慮、絕望、悲傷、怨恨、憤怒和恐懼等情緒的折磨，但這種情況並不總是持續發生。

加薩兒童所見證的一些暴力變化和極其嚴酷的事件，按照創傷後「成長」的概念，其中夾雜著加薩社會的宗教成分，可能不會導致崩潰的必然結果——即使這種崩潰在今天存在，並且在不久的將來也無可否認有發生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這可能會使他成為一個以韌性和心理力量為特徵的人物，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個目睹了所有這些暴力的男孩會比他的前輩們成為更有韌性的反抗者，因為今天的許多反抗者都來自烈士、囚犯和傷員的家屬，他們本人或其直系親屬曾遭受戰爭、流離失所和系統性壓迫，直到他們在反抗中找到了重新獲得權利的必要選擇。

同樣，在美國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改變對以色列對加沙戰爭立場之前，他在2023年11月的一次視頻採訪中問道，大約在阿克薩起義和以色列對加沙發動滅絕戰爭一個月後：“你們每殺死一個哈馬斯成員，就製造了多少敵人？

惡劣的環境可以讓人變得精神錯亂，也可以幫助人們發現內心的秘密和能力。一個痛苦的人可能會感到痛苦，但他有可能變得更強大，他的意誌也有可能變得更加堅定。當一個社會習慣了戰爭和衝突，其記憶與殖民主義和侵犯聯繫在一起時，它只有兩條路：投降，或反抗。加沙肯定在抵抗。

根據心理學概念，在所有這些混亂和淚水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積極的事情。這種預期的成長或預期的正向改變不會一鍵實現，也不是遭受創傷的必然結果。相反，它需要人們在為生存而戰時所面臨的挑戰和高度的心理準備。在這裡，史蒂芬·約瑟夫解釋說，創傷後成長是“一個改變的過程，而不僅僅是改變的自動結果”，它只會發生在那些符合條件的個體身上。

這些「正面影響」可能會在戰爭多年後出現在個人身上，揭示他們背後的智慧，並探索這段經歷留下的深遠的心理影響。所有這些事情可能不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這種更堅固的抵抗的形成還有另一個維度，那就是兇手或罪犯沒有給「受害者」留下任何空間或其他選擇。他要么淹沒在抑鬱的黑暗中，讓流出的鮮血變得毫無意義，只是靈魂和心靈上的一道深深的傷疤和一道流血的傷口；要么站起來，挑戰一切負擔，抖落暴風雨的厚重塵土，如同鳳凰涅槃，奮起反抗，以重新獲得一些權利；要么在嘗試的過程中被殺死，因為正如馬哈哈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