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南京2月11日電 題：傳統曆法如何助推東西方交流“歷”久彌新？
——專訪南京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學院教授周禮勇
中新社記者 徐珊珊
從巴比倫的泥板文書到殷墟的甲骨蔔辭，從瑪雅文明的“長計曆”到《崇禎曆書》的中西合璧，曆法不僅是技術工具，更是人類文明認知宇宙的“時空符號”。
為何中國古人能創造出“陰陽合曆”的精密系統？“雙春年”背後隱藏著怎樣的農耕智慧？中西曆法差異又如何折射出不同的文明基因？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南京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學院教授周禮勇，解讀時間刻度中的文明密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國農曆“雙春年”，海外曆法是否有類似現象？這種特殊曆法現象為何具有文明獨特性？
周禮勇：“雙春閏月”是中國陰陽合曆調和天地節律的智慧結晶。農曆既要追蹤月相變化，確保每月初一為朔、十五為望，又要通過置閏使月份與太陽回歸年同步。古人發現，12個朔望月（約354天）比一回歸年（365.24天）少11天，遂創“十九年七閏”法則。當某農曆年包含13個月，便可能出現“歲首遇立春，歲尾再逢春”的雙春現象。
這種現象在純太陽曆（如公曆）或純太陰曆（如伊斯蘭曆）中均不存在，是中國農耕文明“天人相應”智慧的獨特體現。
其他文明曆法亦折射其生存、生活、生產邏輯：古埃及尼羅河文明依賴太陽曆預判洪水，瑪雅人用260天神聖曆指導祭祀，印第安部落以18個月、每月20天的曆法協調漁獵。可見，曆法是文明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答卷”。
中新社記者：東方講述“北斗指東，天下皆春”，西方傳頌“大熊座報春”。面對同一片星空，東西方的觀察與想象有何異同？
周禮勇：東西方星空認知的差異，根源在於坐標系的截然不同。
中國古人以天極為中心構建赤道坐標系，將天空分為“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注重北極星的“天地中心”地位，並圍繞其劃分，紫微垣象徵“天帝居所”，北斗七星被視作“帝車”，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對應四方。這種體系與“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一脈相承。
而西方以黃道坐標系為基礎，將太陽周年視運動軌跡——黃道劃分為十二宮，形成黃道十二星座體系。例如，古希臘人將獵戶座想象為手持盾牌、腰佩短劍的獵人，中國則將其最亮三星聯想為“福祿壽”三星。同一片星空，因文化基因不同，被賦予迥異的叙事邏輯。
中新社記者：這些差異如何影響東西方文明交流？對當下互鑒有何啟示？
周禮勇：仰望星空，人類從未停止尋找自己在宇宙中的坐標。東西方對宇宙的探索與想象，始終是文明互鑒的橋樑。從古至今，人類對星空的凝視與詮釋，既塑造了獨特的文化基因，也為跨文明對話提供了共通的語言。
天文曆法的融合常似“如鹽在肴”，細微卻深刻。隋唐時期，佛教經典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部分印度天文概念融入中土；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帶來哥白尼日心說，與中國傳統“渾天說”碰撞融合。例如，徐光啟主持編修《崇禎曆書》，既保留二十八宿體系，又引入歐洲天體測量方法，堪稱“中西合璧”的典範。
差異亦可成為互補的契機。大航海時代，西方藉助星圖導航開拓貿易航線，中國則用“牽星術”指引鄭和下西洋。今天，中國“北斗”與歐洲“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實現頻率兼容，正是這種互補性的延續。
文明的交融需要尊重差異與文化傳承，法國大革命時期強行推行“十進制曆法”最後遭遇失敗。江戶時代的日本全盤移植中國農曆，京都御所至今保留“節分撒豆”驅邪的古禮，而明治維新後，日本為“脫亞入歐”改行公曆，導致傳統春節消亡，農耕節氣與民俗儀式漸次斷裂，堪稱“文化截肢”。
中新社記者：作為文化基因，中國傳統曆法有何深層次作用？在當代社會如何理解傳承？
周禮勇：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曆法在歷史長河中通過節慶習俗、農業生產等維度，持續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與集體記憶。
中國傳統曆法根植于農業社會，核心功能是指導農時。其構建的立春、冬至等二十四節氣成為自然與人文交融的象徵，塑造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傳統曆法講究“陰陽調和”，春運遷徙以農曆為軸，航天發射依公曆倒計時，公曆與農曆並行不悖。這種“時間雙軌制”，恰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現代註腳。
放眼全球，越南春節保留貼春聯、買桃枝等習俗，韓國中秋節延續祭祖儀式，馬來西亞華人發展出融合農曆與伊斯蘭曆的“雙曆法”節慶體系。這種跨文化適應性，證明傳統曆法具備“超地域文化”的特質。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正如古人在《尚書·堯典》中強調的一樣，傳統曆法的傳承，是對“天人關係”的持續叩問，與民眾生活血脈相連。當我們看見在距離地球約400公里之處，航天員置身於空間站過農曆春節，這種跨越傳統與現代的時間對話，不僅展示了科技文化的魅力，也在告訴人們，最好的傳承，在於人類的永恒追尋之中。（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