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好几个有名的批评者——前间谍、记者和政客——都曾被投毒。
在英国，两名俄罗斯前特工成为了目标：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2006年被放射性元素钋-210（polonium-210）毒死，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则在2018年被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ok）毒害。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任何不同行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这个过去曾经被袭击过的人，似乎成了最新的一个受害者。不过，有很多事情仍然未明。
与俄罗斯人有关的那些神秘投毒事件常常都会一直神秘下去——比起像街头枪杀这种旧式手段，这种神秘感对暗杀者更有利。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俄罗斯专家马克·加里奥蒂教授（Prof Mark Galeotti）向BBC表示：“毒药有两大特征：既低调又有戏剧性。”
“它如此低调，低调到你可以否认，或者令它更难于证实。要证实就要做很多工作，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而且投毒者还能一边否认一边狡猾地对你单眼，所以所有人都会明白这种暗示。”
克里姆林宫的眼中钉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最有名的反腐败倡议者和反对派活动人士。他在社交媒体上那些精明、尖锐的视频换来了数以百万计的观看量，也令他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眼中钉。
在受害者即将进行长途飞行之前投毒，可以令受害者被困在飞机上足够长的时间，让凶手可以轻松地逃走。44岁的纳瓦尔尼就是在8月20日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起飞的航班上身体严重不适——严重到飞机不得不转飞鄂木斯克。
2006年被枪杀的俄罗斯调查记者、普京的批评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Anna Politkovskaya）就曾宣称，自己在2004年飞往北高加索的一个航班上中毒，当时她身体不适至昏倒。
相似地，一种缓慢起效的毒药钋-210令利特维年科离奇地死去，几个星期之后才确认死因是这种罕见的毒物。作为一个α粒子的放射性物质，它的辐射逃过了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的侦测。
据后来英国进行的调查，两名被指控的俄罗斯杀手均是政府特勤人员，在事件中有足够的时间在不被怀疑的情况下飞回国。
纳瓦尔尼在俄罗斯树了很多敌人，他们不仅在总统普京的支持者当中。他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称为是“骗子和盗贼的党派”。普京在2000年成为总统之前，曾是苏联克格勃（KGB）的秘密特工。
加里奥蒂表示，在这宗案中，“俄罗斯政府似乎是被抓了个措手不及，这表示它不是一次由中央策划的行动”。“这显示它是一名有权力的俄罗斯人所为，但不一定是政府。”
神经毒剂的症状
如今在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为活命而挣扎的纳瓦尔尼正处在诱发性昏迷当中，治疗的方向是“胆碱酶抑制剂类物质中毒”。
医院表示，具体的毒物是什么仍然未知——目前正在进行检测来鉴定，但是毒药的效力“已经通过独立实验室的多次检测确定”，是抑制人体内的胆碱脂酶。
那是像沙林毒气、VX甚至毒性更强的诺维乔克等军用神经毒剂才有的作用。他们干扰大脑传导至肌肉的化学讯号，造成痉挛、呼吸急促、心悸和虚脱。
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基拉·亚米什（Kira Yarmysh）怀疑，毒药是在托木斯克机场的咖啡厅里被投进了他喝的一杯红茶里。亚米什说，他在上飞机前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这与利特维年科的案情如出一辙，他是在伦敦一家酒店里喝了有毒的茶。
身在美国的著名反普京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表示，他在2015年和2017年也曾遭受过与纳瓦尔尼类似的症状。他所指的投毒事件目前仍然是个谜。
他向BBC表示，毒药“正在变成俄罗斯特工偏爱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残暴成性的工具”。
“这个过程很痛苦……在第一次中毒和昏迷之后，我要重新学习走路。”
飞机于8月20日降落在鄂木斯克的时候，医护人员就急忙将已经昏迷的纳瓦尔尼送到重症监护室（深切治疗部），并给他装上了呼吸机。
被推迟的调查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柏林的医生对中毒的诊断尚未是最终定论，所以目前开展官方调查为时尚早。较早前，他说，克里姆林宫希望纳瓦尔尼安好，当时发出了批准，让他飞到柏林。
有猜测指，在鄂木斯克逗留至纳瓦尔尼被送往柏林这段时间，可能对消灭毒药的线索有帮助。
鄂木斯克的医生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曾指问题可能是“低血糖”造成，而似乎没有发现有神经毒剂中毒的症状。
身在美国的麻醉师康斯坦丁·巴洛诺夫医生（Dr Konstantin Balonov）向BBC表示，这种失误“至少是奇怪的”。莫斯科的毒理学家也曾经向鄂木斯克的医生咨询过，而“他们肯定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是那一类的毒物”。
外界有怀疑是包庇，因为没有表明的身份的警察很快就到了现场封锁。医生则坚称，当时在纳瓦尔尼的尿液中没有毒物。
后来有消息流出，指神经毒剂的解毒药阿托品（antidote）就是在鄂木斯克进行管理的。
不过，曾在彼得斯堡做深切治疗专家的米哈伊尔·弗雷德曼（Mikhail Fremderman）则说：“在这一类的中毒案例里，阿托品必须是长时间的静脉注视。”他向BBC俄语部表示，或许这在鄂木斯克并没有做，他还补充说医疗纪录仍未公布。
化学物光谱
英国领先的毒理学和化学武器专家阿拉斯泰尔·海耶教授（Prof Alastair Hay）称，这类神经毒剂在有机磷酸盐的广阔光谱当中是自在“极有毒”的那一端。
有可能被使用的毒物范围之广已经使真正的毒物难以锁定。一些毒性弱得多的有机磷酸盐在杀虫剂和药物治疗当中也有被使用。
他向BBC表示：“只要很少量就能杀死一个人，它能够很有效地隐藏在饮料里。”
从杀手的角度看，还有其他有利之处。“简单的血检不会告诉你毒剂是什么——你要做更深入的检测，要用到非常昂贵的器材。很多医院也并没有那样的专项知识，”海耶教授说。
在英国，那一类检测能力仅限于波顿当（Porton Down），一个高度保安的生化研究中心。
英国与俄罗斯都在《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190个签署国之列。该公约禁止使用和研究化学武器，而只允许少量研究作为开发解毒剂和保护设备之用。
海耶指出，“冷战”之后，俄罗斯在国际监督之下，销毁了其巨大的化学武器库存——约4万吨。
“冷战”时间的一些“袭击”行动当中也用到了外来的化学物——比如1978年发生在保加利亚反共产主义记者乔治· 马可夫（Georgi Markov）身上的臭名昭著的伦敦“雨伞谋杀”事件。当时保加利亚是苏联的盟友。
当中的疑似毒剂是蓖麻毒蛋白，是在后来尸检中发现的一个小颗粒里释放的。杀手是用雨伞的尖头直接将它插进马可夫的血里——这比起呑食毒物是更加简单粗暴的投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