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师道
作者｜中华时报社长 曾晓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之立教，首重化人；今之论师，岂在冠冕？西方哲人苏格拉底有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育的真谛，在于启迪心智、润泽人心，从来不是职称高低、头衔荣辱所能桎梏。
史飞翔先生撰文《由副教授刘欢说起：大学校园里那些不为帽子奔波的教书人》，以乐坛名师刘欢为引，旁及杨汉文、常萍、龚德才诸位师长。他们数十年深耕杏坛、潜心育人，桃李盈门、美育卓著，却甘居平实职级，不为虚名所累。这般风骨，非能力不及，乃有所不为、守本求真。宋儒有言：“为学须先立其本。”这些师长弃浮华、安本心，笃实从教、默默耕耘，深得师道根本。
观西方高等教育体系，欧美名校普遍实行教授聘用轮换制、非终身任职制。不固化职级、不绑定头衔，以教学实绩、育人成果、艺术实践、学术贡献为核心评价标准。善教者立足讲台，善研者专攻学术，善创作者深耕实践，赛道多元、评价务实，有效破除唯论文、唯职称的内卷弊端，真正让人才各展所长。
高士淡泊守拙，是个人高洁风范；制度兼容并包，方是兴教大道。丁薛祥同志明确指出，要坚决破除教育评价“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顽瘴痼疾，建立科学分类、多元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各类教育工作者各展所长、各安其位、各尽其才。此言直击学界时弊，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指明方向。
教育之善，贵在成全万物，而非一尺量尽众人。治学之人安于研，从教之人守于真，艺术实践之人精于业，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方为育人至境。愿学界革除虚弊、回归本真，让坚守初心的教书人不被辜负，让默默深耕的师道精神永续传承，被时代善待、被岁月铭记。
（中华时报 社评编委会）
由副教授刘欢说起：大学校园里那些不为帽子奔波的教书人史飞翔
史飞翔
音乐家刘欢离世之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讣告披露的副教授职称，迅速搅动公共舆论。正如澎湃新闻评论所言，围绕“副教授刘欢”的讨论，早已超出对一位艺术家的缅怀，本质上是全社会对人才多元评价机制的一次深刻反思。
刘欢一生以教师为本职，1991年入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三十余年坚守美育讲台，直至退休，职称始终停留在副教授。他开设的《西方音乐史》是学校最受欢迎的通识课，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常常座无虚席，过道里都挤满前来旁听的学生。上课很少依赖课件，全凭深厚学养娓娓讲授；他为校歌谱曲，自掏腰包设立公益音乐基金扶持青年创作者，把大量精力投入音乐普及与美育传播。可这些实实在在的美育实绩，放到传统职称评审的表格之中，却很难换算成晋升教授的硬性条件。几乎同一时期，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老师的离去，也让人看到另一重相似现实。这位深耕本科力学课堂的教师，三十余年一心扑在授课和学生竞赛指导上，长期以讲师身份站上讲台，直到重病之后，才由同事代为整理材料获评副教授。一文一理，两个人的际遇，照见象牙塔里一群常常被忽略的教书人。
谈及高校职称，很多人会形成一种固化认知：职称高低，等同于能力高低。可现实里有一类教师，属于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他们不是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申报不了课题，只是不愿为了一顶教授帽子，违背本心去承接并不认同的项目，拼凑没有思想重量的文字，把大好时光消耗在迎合评审指标上。对他们来说，宝贵的时间应当留给讲台，留给自己愿意沉下心阅读的书籍，留给随心书写的随笔感悟，而不是周旋于无休止的指标博弈。主动安于现有职称，是清醒的自我取舍，而非能力不足。上海大学杜素娟曾有一句朴素发问：这个教授非评不可吗？不评会死吗。想通这一点，她不再追逐各类量化考核，把重心回归备课、上课，这句话，恰恰道出许多高校教师内心的纠结与释然。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关键边界：同样长期处在较低职称层级，教师群体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不可混为一谈。一部分人是主观选择主动放弃申报；另一部分人内心渴望晋升，却受困于旧评价体系，被科研门槛拦在门外。后者值得同情，但并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像上海交大晏才宏、清华方艳华这些教师，教学广受学生爱戴，却因科研短板难以晋升高阶职称，是旧制度之下的现实遗憾，却和“主动拒绝职称游戏”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叙事。如果把两类故事混在一起，很容易模糊我们真正要探讨的命题。
真正选择主动退场的人，自有他们的精神底色。河南大学常萍从教三十二年，始终没有提交职称评审材料，退休仍是讲师。她的课堂场场爆满，外校学生专程赶来听课，学生自发整理的讲课内容在民间广为流传。旁人多次劝她把授课内容整理成书，用以申报职称，都被她婉拒。在她看来，教师的价值在于点亮学生的精神世界，职称的头衔，并不能定义自己。
湖南师范大学龚德才同样如此。年纪轻轻便已是省内年轻讲师，学识扎实，课堂感染力极强。他曾立志做一名从最年轻走到最年长的讲师，不愿为表格产出空洞文字。数十年间坚持手写长篇教案，课堂依靠板书推演讲解。当年的不少学生后来已经评上教授，他依旧安守讲师岗位。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亦是如此，三十年间从不主动递交晋升材料，将全部心血倾注本科教学与学生指导。
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要承担现实代价。薪资待遇、资源分配、发展权限都会受到职称层级的约束，还要面对旁人的惋惜、同辈的比较，甚至亲友的不解。外界总习惯于替他们感到可惜，感慨人才被埋没。但对于主动选择这条路的人而言，这不是被动的命运，而是权衡之后的坚守。他们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评审表格收回自己手中。成就感，不在一纸证书，而在课堂上学生眼中亮起的光，在多年以后学生发自心底的感念。
回到音乐家刘欢引发的公众讨论。大众的惋惜，从来不是质疑刘欢的艺术水准，而是期待实践贡献、美育价值，能够在制度层面得到正视。艺术的评判标准，看的是作品力量与美育实绩，不是论文数量与学院头衔。回望艺术史，无数光照后世的艺术家，从未拥有现代高校的教授身份。职称只是现代岗位管理制度，它划分岗位层级，却做不了艺术成就与实践贡献的终审。放到高校艺术教育领域，这种错配尤为尖锐：许多擅长授课创作的实践型人才，恰恰不擅长生产符合期刊范式的学术论文。
这类矛盾的反复出现，根源在于高校长期的量化考核逻辑。育人的成效是隐蔽且滞后的，一堂课带来的思想启发，长年累月的人格熏陶，属于软性成果，很难变成表格上可以打分的条目。论文、课题、奖项却直观可统计、可对比。当考核过度倚重显性指标，就容易形成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教书育人，很多时候只能依靠教师的职业良心来维系。这不是个别管理者的问题，而是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面对的治理困境。
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这种主动放弃职称的选择，自带现实门槛，并不能当作普适范本去推崇。绝大多数普通教师背负家庭生计，很难无视职称附带的现实权益。个体的精神突围值得敬重，但不能用少数人的理想选择，去掩盖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不能把问题全部转化为个人道德层面的抒情。
大学兼有科研攻坚与立德树人两大使命，科研与教学本不该成为二选一的单选题。正如澎湃新闻评论所倡导，人才评价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要建立真正落地的多元评价体系：归学术的归学术，归教学的归教学，归创作实践的归创作实践。
学术生态应当容纳多样的人生路径。有人适合攻坚科研高峰，有人适合守好三尺讲台，不必逼所有教书人都挤在同一条职称赛道上内卷。这不是倡导躺平，而是承认人才本就没有统一模板。社会既需要实验室里产出论文的研究者，也需要深耕讲台、深耕美育的实践者。
可改革落地远没有口号那么简单。不少高校名义设立教学型岗位，实际评审之中论文项目仍是隐形门槛；面向教学的高级职称名额稀缺，大多绑定重量级教学奖项，普通一线教师很难触达。嘴上提倡多元评价，执行依旧唯科研论，是很多高校真实的现状。个人品格再高尚，也难以完全抵消制度带来的压力。我们敬佩这些教师的坚守，但并不希望优秀的教书人，只能以放弃晋升这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安心站在讲台上。
如今，音乐家刘欢、杨汉文已经离去，一批纯粹的教书人也在慢慢退出校园。我们不该仅仅感叹他们淡泊名利，更要接住时代抛给我们的叩问：一名大学教师的成功，究竟由什么定义？是职称证书上烫印的头衔，还是一届届学生真实的成长与改变。
头衔可以授予，职称可以评定，但教师播撒在年轻人心中的精神火种，永远无法被表格量化。好的高校生态，不该让一部分人牺牲现实待遇，才换来安心教书的权利。让教书的安心教书，做科研的安心科研，搞创作的安心创作，各安其所，各尽其用。这，才是这些教育者留给高等教育最沉重，也最珍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