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悲恨集 一把骨灰何处置

父亲是2月1日走的，死于新冠肺炎。那天很晚的时候，武昌殡仪馆的车才到医院，把父亲用袋子装了，四个人抬上车。殡葬车打开的时候，张军看见里面已经有了一具尸体。工作人员对他说，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家属不能跟着，尸体要立即火化。那是张军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父亲去世后，张军常常彻夜无眠。深夜里，他放佛听到有人叫他：“儿子，为什还不来接爸爸，你不要爸爸了吗？ ”

张军天天想去把父亲的骨灰接回家，他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

3月初，他打电话到武昌殡仪馆询问，被告之要等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通知。到了中下旬，殡仪馆的回答依然是等政府通知，然后分批去领。

“稀烂的班子，”他在微博上愤愤地写。

终于，3月底的一天，张军接到电话，可以去领骨灰了。

这一次他却不想去了。

武汉市有规定，新冠肺炎去世的家属，有单位的，要单位“全程陪同”才能领到亲人的骨灰。 没有单位的，需要社区“全程陪同”。他说“全程陪同”的要求是：领了骨灰，立即下葬。

“我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的家事。我去领骨灰，也是我的家事，”他说。“非要给我安排什么到单位的人来全程陪同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全程监控我。我对这种做法特别反感。”

连日来，记者多次致电武汉市民政局想要核实这项规定。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戴科长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张勇不知该怎么面对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武汉许多商店还没开门，他连遗照和香烛都备不齐，只好翻出父亲生前的旅游照，点上三支香烟寄托哀思。

张勇的父亲今年2月因2019冠状病毒疾病去世后，他就把微信名改为父亲的忌日，提醒自己牢记这一天。他说，自己一年多前把父亲接到广东共同生活，今年1月父亲意外骨折，考虑到武汉医疗资源较好，他便送父亲回乡治疗。不料76岁的老人在住院期间感染冠病，15天后就撒手人寰。

接受电访时，张勇言语间难以抑制自责和愤怒之情：“如果不是那些专家和官员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打死我也不会送我爸回武汉。我现在每天都活在后悔当中，只想找那些瞒报疫情的人要个说法。”

武汉市八家殡仪馆之一的汉口殡仪馆门前排起了长长队伍

中国官方说，过去三个多月来，全国共有约8万2000人感染新冠病毒，3300人死亡，其中约2500人在疫情中心武汉。

互联网上传播的照片显示，开放领取骨灰后，武汉市八家殡仪馆之一的汉口殡仪馆门前排起了长长队伍。中国《财新》拍到了馆内堆积成山的骨灰盒。这些图片很快被官方删除。

一位中国大陆媒体的记者告诉中华时报，汉口殡仪馆安保严格，工作人员、 警察、保安、 社区服务人员、志愿者比家属还多。他是趁着人少溜进去的，还有记者是翻墙进去的。殡仪馆里有便衣，看到有人举起手机，马上过来制止说不许拍摄。

3月27日清晨，在汉口殡仪馆排了一个半小时队后，PL领到了父亲的骨灰。

40出头的PL常年在香港和马来西亚从事金融和贸易业务，很少回故乡武汉。这次返乡却突遭中年丧父之痛。1月中，父亲在武汉协和医院例行体检期间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十几天的工夫便撒手人寰。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骨灰盒时，PL哭了。几个月前还是活生生的亲人，如今只剩了一把灰。出口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哭得很伤心，被人搀扶着。很多家属看似平静，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里却有眼泪在打转。

PL把父亲葬在距离市区最近的扁担山公墓。墓地是几天前选好的。上面用黑色的马克笔写了父亲的名字。公墓里漫山遍野都是无字碑。太多人死了，又要匆匆地被埋葬，碑上还来不及刻上名字。

亡灵的栖息地,贵却也是等级森严 

虽是亡灵的栖息地，这里却也是等级森严。墓地有三种规格，售价分别在2万多、5万多和近10万。这些已经是折后价。 新冠疫情去世的人墓地七折优惠，政府还给每家3000元现金。

“说心里话，政府给的3000元慰问金根本就没用，你这个墓卖得那么贵，实际上还反从人家那挣了一笔，”PL说。

他说：“很多人都在说死不起。 家里顶梁柱走了，就留下孤儿寡母，连生活都有问题，哪有钱买墓呢？”

从选墓地、领骨灰，到下葬，PL父亲生前单位的工作人员始终如影随形，给他拍照，下葬完毕后要他签字。

“这是下葬吗？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监控，完成政治任务，维稳的任务，” 他说。“从住院看病，到治疗到离世，到下葬，我们感觉都是稀里糊涂的，完全没有尊严。”

很多在这场新冠疫情失去亲人的家属都有类似的经历：街道、单位每天十几个电话的催促、上门。官方似乎比他们更盼着逝者早日入土为安。

“我们的生死为什么要通过你们呢？我自己不能安葬吗？你对这些失去的人，对这些生命没有一点告慰，没有一点点同情心，”“世界和平”说。

在这次疫情中，她失去了66岁的母亲。母亲是大年初二（1月26日）发病的，正是医院床位紧张的时候，居家观察了几天，送到医院时，医生说肺都白了，抢救了几天，人就走了。

母亲患病期间，“世界和平”每天都是一身汗，直到现在有时还会大哭一场，为母亲哭，也为这个城市哭。

微信群强行解散

她加入了一个由新冠肺炎死者家属组成的微信群。成员中有人失去了父亲、母亲、丈夫、女儿,群友们的遭遇大多相似：已故亲人的工作单位在他们患病时没有伸出援手，病逝后才“千方百计要堵住家属的嘴”。张军也在这个微信群里。他说，很多家属在悲伤的同时都很愤怒。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政府能给个说法。

“我爸去世不是正常死亡，他是人为造成的灾难死亡的，”他说。“我们要求当初那些欺骗我们的，瞒报的官员、所谓的专家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然的话，我们无法向去世的亲人有个交代。”

这样一个群体被官方视作眼中钉。群里很多人都接到过警方的电话。 3月的最后一天，两名警察敲开了群主的家，拿了他的手机进到群里，强行解散了这个群。

疫情心理次生灾害 可能以清明为节点爆发

对于像张勇一样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上千个武汉家庭来说，这个清明是一道格外难过的心理关。他们既要承受家人离世带来的伤痛，又对解封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更难以原谅瞒报疫情的官员。受访心理学家提醒，疫情带来的心理次生灾害，可能以清明为节点爆发，如果应对不当，还可能从武汉扩散至全国，甚至导致一些人采取轻生或报复社会的极端举动。

心理咨询师指出,清明作为祭祀和缅怀故人的传统节日，很容易触发群体悲伤，唤醒民众几个月来压抑已久的情绪。对疫情中心的武汉居民，尤其是病逝者家属，应当通过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他们走出悲痛。

心理咨询师指出,当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失当，再加上对冠病患者及家属缺乏关怀，正是令张勇和许多病逝者家属至今难以释怀的原因之一。病逝者家属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于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反映出他们对当地粗暴管理方式的不满。政府需要以疏代堵，通过基层和社区关心和帮助他们，才能真正安抚这个特殊群体的情绪。

即便是没有经受丧亲之痛的武汉居民，也在两个多月的封城期间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对他们而言，今年的清明预示着全城即将解除封锁。不少人刚走出封城初期的心理阴影，又对解封后的未知感到紧张和不安。

26岁的武汉市民陈智1月中旬随父母一起到市郊祭祖，没想到几天后就遇上封城，他们只得暂居在郊区县城，几天前才回到武汉家中。在这期间，陈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白天无所事事，夜晚焦虑失眠，“每天只是不断地刷新闻，没有心情做别的事，坐着不动都能心跳加速”。

幸运的是，陈智过后通过在网上和朋友聊天缓解了焦虑情绪，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受控，她的心态也一天天好转。但好不容易可以出门，她又陷入新的恐慌：“听说有人坐了趟地铁，健康码就从绿色变成红色，说明同车可能有患者。虽然大家都戴了口罩，但还是感觉放心不下，短时间内可能都不会出门。”

心理咨询师分析，在经历长时间的封闭状态后，许多人都需要一段心理适应期，才能回归正常生活。“有些人很快就能适应，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这都是正常的。不过，如果会因为和人碰面而心跳加速，甚至出现恶心难受等强烈生理反应，就有必要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

随着武汉迈向解封，三类人员特别可能出现心理不适。一是两三个月没有返岗、一时难以适应工作强度的在职员工；二是由于学校尚未复课，对孩子教育感到焦虑的家长；三是随着子女们离家返岗而陷入孤独的空巢老人。此外，在抗疫一线工作多时的医护人员、警察和快递员，虽然工作压力可能减轻，但长期压力下累积的心理负担，可能正要显现。

武汉的樱花开好了，解封的日子也近了。张军说，他要离开武汉，到南方去。这个城市让他心碎。直到有一天，他可以在没有旁人的监视下去领父亲的骨灰，再亲手将他安葬。他说，这是一个儿子在维护父亲最后的尊严。

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军、PL、世界和平、张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