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河南的许多维权人士发现自己的防疫健康码“被转红”，质疑当局用防疫技术来“维稳”后，当局在周三（6月22日）宣布惩处多名官员 。
在一份通报中，郑州市纪委监委宣布对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给予撤职处分，他的副手张琳琳被贬职。
另有三名官员被处以“记大过”或“记过”处分，分别涉及政法委负责维稳的处长、负责健康码管理的市大数据局科员，以及国企郑州大数据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
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焦虑的储户便前往省会郑州维权。
但很多储户称，他们的核酸检测为阴性，健康码却被突然赋“红码”（表示风险人员），从而被强制隔离或限制出行。据报道，还有一些停工楼盘的维权业主也遇到类似情况。
这在中国互联网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局把疫情防控措施用于平息抗议。当局则承诺进行调查问责。
郑州市纪委监委表示，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在进入郑州时扫描了“场所码”而被赋红码，871人系在外地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场所码是中国很多城市为了防控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而在公共场所设置的二维码。从火车站到旅游景点，很多地方都强制到访者扫码方可通行。
据中国媒体此前报道，很多村镇银行储户都表示曾扫描了郑州火车站的场所码，随后健康码变成红色。
居住在郑州的刘女士曾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数万元。她此前表示，她的“豫康码”在6月13日突然变红，而她的所有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确诊人员，仅在端午假期后从开封返回了郑州。
她表示，防疫人员随后上门，要求她禁足在家，而防疫部门拒绝向她解释“红码”的原因。
民众不买账
通报称，赋红码的情况是由冯献彬和张琳琳“擅自决定”，并安排下属操作的，对此负领导责任。
“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通报称。
不过，很多民众对这样的处理决定并不满意，很多人认为处罚太轻。
“老百姓伪造健康码判刑，当官伪造健康码仅撤职警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都是伪造健康码，请一视同仁。”一名微博网友写道。
“政法委的人从哪里来的银行储户信息？民众的隐私泄露到什么程度了？光这一点就不该继续给个交代吗？”另一名网友写道。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前总编胡锡进称，他认为民众的不满情绪是“正当的”，因为该行为对官方公信力带来了“严重损害”。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此前分析，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之外的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公职人员涉嫌《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
村镇银行出了什么问题？
今年4月中旬，农业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多家村镇银行均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问题，一些银行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
自那以后，有数千名银行储户前往郑州，试图拿回存款。一些储户组织了零星的维权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在5月下旬规模扩大。5月23日，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人们手持“还我积蓄”的标语牌示威，但他们遭到警察驱散。
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超过390亿元人民币。影响了数十万客户。
官方媒体报道称，这几家出现资金危机的村镇银行的大股东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公众存款，涉嫌违法犯罪，正在被调查。
健康码争议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便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健康码对公民进行定位追踪，并对风险人员进行强制禁足。这在早期取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担心该措施会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及隐私遭侵犯。
去年10月，中国东北城市黑河为了防疫，将所有当地户籍居民的健康码变更为“黄码”，该措施甚至导致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黑河人也行动受限，引发批评。
东部城市杭州也曾因计划推出“常态化”的健康码，随时监控人们的健康状况，而受到民众抨击。
近日，中国辽宁丹东一对驾车外出取药的父女因黄码与警察发生冲突， 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中国大陆因为维持“清零”政策而一直处于严格封控中，居民难以正常就医，这对父女的遭遇引发不少网民同情，让中国严苛的防疫措施再次遭诟病。
官方通报“红码事件” 4大疑问待解
这5个人涵盖了政法委、团委、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大数据管理等部门，但没有一个和银行金融系统有直接关系。
首先，这几个人与村镇银行爆雷看上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要主动去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当事方新财富集团和许昌农商行挡枪，替他们收拾储户维权的烂摊子？
其次，通报说冯献彬和张琳琳是“擅自决定”，意思就是没有通过组织讨论，这个决定也不代表组织。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冯献彬和张琳琳表面职务和爆雷银行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银行爆雷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他们才不惜公权私用，动用了健康码这个超级管控利器来对付讨要失踪存款的储户。
有人怀疑，这几个人是不是和卷款逃走的吕奕及其他犯罪人有暗中勾结并有分赃嫌疑了。
第三，冯献彬等5人的行为，从性质上讲绝不是通报说的“乱作为”问题。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平民百姓伪造一个健康码来改变自己的出行权限，他所要面临的绝对不会是“乱作为”3个字，而是一定会被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
冯献彬等人的行为，不折不扣就是在伪造健康码，他们用一个原本不存在的红码扣到储户头上，结果导致储户受到了变相拘禁的待遇，损失了自己的金钱、合同甚至考试机会，这已经构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如此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岂能用“乱作为”这种罚酒三杯式的辞令来定性的？
第四，这5个人的职务和银行金融系统看不到任何直接的交集，那么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一千多位储户的详细个人资料的？要知道储户的个人信息是相关银行必须保护的客户隐私，他们能够拿到这些信息只可能是银行系统的人提供的。那么提供信息的银行方面的人，这就完全可以确定一定和爆雷案密切相关，这个人首先就应当接受司法调查，同时负责给红码的这5个人也必须接受调查，他们这么鞍前马后为爆雷银行擦屁股收拾烂摊子，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
所以，这5个人至少涉嫌触犯了妨害传染病防治以及非法获取储户信息进行权钱交易这两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
仅从这一点来看，也都可以断定，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事件，绝不可能只是一个跑路的吕奕欺骗了众人这么简单。作为国家银行体系一部分的村镇银行，事实上已经成为利益阶层的提款机，所谓的有些银行，事实上只是披着银行外衣的一帮抢匪而已。
河北唐山的案子，其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底线已经没了，你安安静静坐那吃顿饭，就可能随时被拖出去暴打甚至丧命，而且你和你的亲属都会成为严控对象，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才是犯罪分子。
而河南银行的爆雷，其折射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财务安全底线也没了。你哪怕不做任何风险性投资，只是简单地办理存款，你的钱都可能随时不翼而飞，而且你还会同时被构陷，被赋予一个社会危险分子的特殊身份然后像个犯罪分子一样被迅速囚禁。
这样的情节，过去都只在电影中看到过，而且即便在电影里干这些事的也都只是躲在黑暗角落的犯罪分子。而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把电影中的部分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堂而皇之、西装革履地坐在各种政府机构的办公楼里吹着冷气，用充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目光，面带微笑地看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