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1月24日電 題：《太平年》熱播，“納土歸宋”這樣照見中國統一智慧
——專訪浙江農林大學教授、茅盾文學獎得主王旭烽
作者 錢晨菲
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太平年》23日正式播出。該劇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為時代背景，以吳越國最後一位君主錢俶（本名錢弘俶，入宋後避諱，改稱俶）“納土歸宋”為歷史主線，再現了在刀兵林立的亂世中，以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的一次關鍵抉擇。
“納土歸宋”究竟發生在怎樣的歷史節點？“太平”二字為何成為那個時代最深切的集體渴望？這一歷史選擇，又為今天留下了怎樣的思想啟示？近日，浙江農林大學教授、茅盾文學獎得主王旭烽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此展開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電視劇《太平年》呈現的錢俶“納土歸宋”，是一段怎樣的歷史往事？它在中國歷史中處於怎樣的位置？
王旭烽：唐代之後，中國歷史進入動盪不安的五代十國時期。近百年間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斷，社會結構與文明秩序屢遭破壞，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偏安江南的吳越國顯得格外特殊。自錢鏐（liú）割據杭州，立藩兩浙，建國吳越以來，三代五王，“善事中國，保境安民”。它是這一時期國祚最長、政治相對穩定的地方政權之一，也是始終與中原正朔保持制度聯繫、未曾中斷屬域關係的藩國。
“納土歸宋”發生在北宋完成北方統一、天下大勢已趨明朗之時。面對繼續割據還是順應統一的抉擇，錢俶審時度勢，選擇以和平方式將所轄十三州、八十六縣、五十五萬餘戶民眾整體納入宋朝版圖，由此結束了吳越國政權，也避免了江南地區可能遭遇的戰爭浩劫。
這一選擇，使南方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得以完整保存，為杭州之後成為北宋時期的“東南第一州”、南宋定都臨安，乃至宋韻文化的興盛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回顧這段歷史，從“大亂”邁向“大治”，天下版圖逐步拼合之際，錢氏三代五王由“保境安民”走向“納土歸宋”並非權宜之計，而是一項著眼於長遠的深思熟慮之舉，成為唐宋之間不可或缺的歷史抉擇，也成為中國統一進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環。
中新社記者：在五代十國頻繁更迭、戰亂不斷的背景下，“太平”二字，是否本身就承載著一種強烈的時代渴望？
王旭烽：“太平”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從來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對基本生活秩序的總體描述——衣食無憂、居有所安、農耕有序、文教得續。這是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精神文明得以生長的根基。
但在五代十國時期，這樣的生活底線被反復擊穿。長期戰亂使民生凋敝，社會失序，個體生命難以保障，極端環境下甚至出現了對“人性底線”的摧毀。
正因如此，“太平”在那個時代不再只是生存狀態，而被推升為最高的人文理想。誰能夠終結亂世、恢復秩序，誰就擁有引領時代的歷史正當性。
也正是在那個以暴力爭奪為常態的年代，吳越國始終堅持守土自保、避免濫戰的立場，未曾背離中華民族走向統一的歷史方向。它在諸多地方政權中保持罕見的克制與清醒，這種選擇本身構成了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支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視劇《太平年》所展現的歷史故事，不只是一個王朝的走向，更是一代人在極端環境下對文明何以存續的深層回應，統一概念甚至成為中華民族人文精神之重要本能。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納土歸宋”在中國歷史中的獨特意義？
王旭烽：當今世界面臨諸多挑戰，“納土歸宋”體現出中華文明“以和為貴”的智慧，依然具有跨越時空的現實啟示意義。
從歷史結果看，這一選擇不僅改變了吳越一地的命運，也在客觀上穩定了南北格局，加速了分裂局面的終結，促進了中國重新回到統一發展的歷史軌道，為之後更高層級的文明繁榮創造了條件。
吳越以實際行動證明，和平並非軟弱，而是一種基於理性判斷和長遠考量的文明選擇。這一選擇符合最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具備堅實的歷史合法性。
對中國而言，作為一個本就完整的文明共同體，以和平方式完成統一，不僅是一種政治策略，更是一種深植於文化傳統中的歷史自覺。放眼世界，這種通過和平實現整合、以最低代價維護整體福祉的經驗，也為人類處理分裂與衝突提供了重要參照。
中新社記者：今天重溫“納土歸宋”這段歷史，您認為它最重要的現實啟示是什麼？
王旭烽：當今世界正處在深刻變動之中，不確定性上升，衝突風險加劇。在這種背景下，一些聲音傾向於以對立和分裂作為解決問題的前提，將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視為唯一選項，甚至不惜以切斷民族長期積累的文明脈絡為代價。
無論是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還是在國際社會的現實格局裏，我們都站在重要的歷史關口。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成功經驗提醒我們，歷史並非只有對抗這一條道路。
在堅持國家整體與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過理性、克制與協商，尋找兼顧人民福祉與長遠穩定的解決方案。這既是一段歷史留下的啟示，也是面向未來的文明選擇。（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