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编辑部1月27日的一篇社论提请读者注意中国“武汉肺炎”中的“恐慌”因素。社论指出，流行病期间的恐惧需要自己的疫苗。
社论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话说，这个疫苗就是“长期，持续的社区参与”。 社论说，这“对于早期发现疫情，控制疫情蔓延和蔓延，确保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有效的应对至关重要。”
社论说，“换句话说，避免公共健康恐慌需要社区拥有团结、同情和开放的储备。这些‘抗逆性’特征与医疗用品供应和卫生工作者同样必要。它们有助于防止谨慎升级为恐惧。当公共健康危机结束时，他们还可以帮助治愈社区中断裂的纽带。”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团结、同情和开放”却因为前期的瞒报，以及中国政府一贯的缺乏透明度的做法而缺失。
武汉市长周先旺星期一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武汉市政府对疫情的披露“不及时”。他解释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武汉地方政府必须先得到“授权”才能要披露信息。
武汉的首个病例是12月8日爆发的，但是，直到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后，12月31日，武汉市当局才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武汉肺炎的病例。之后，警方还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布“谣言”。
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的微信主人肖浑说，正是因为相信了政府所说的“疫情不严重”，“可防可控”， 所以很多湖北/武汉人“掉以轻心”，出去“悠哉游哉”了，结果被迫滞留外地，“被歧视，被驱赶”。
1月18日，在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同时，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
病毒学研究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在武汉封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封城的黄金时间已过，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已离城回乡过年，保守估计，武汉肺炎感染规模“最终可能是会是萨斯的10倍起跳”。
管轶的话让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武汉政府早些披露信息，也许武汉不用封城。
从1月12号到1月16日，武汉官网的病例人数维持在41例，在五天时间内一直坚称无新增病例。彼时英国科学家计算出感染人数可达1700人。彼时中国境外陆续发现感染病例，但中国其它省份未发现疑似病例。网友彼时还在打趣：“新型冠状病毒是爱国的，只传境外，不传境内。”
彼时香港的疑似案例在激增，香港得不到有效的信息，于是1月14日，香港政府曾率团到武汉考察疫情，随团的还有香港媒体记者。但数名记者在收治患者的医院范围拍摄期间被截查，之后被带入医院内的派出所，至少四家香港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被检查随身物品，职员亦拍摄回乡证及记者证，并要求删除在医院范围内拍摄的影片。
彼时，1月12日有675名代表参会的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武汉召开，直至18日圆满落幕。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流行病专家布兰登·布朗（Brandon J. Brown）告诉记者，“向公众及时透露信息是治疗公众恐慌的关键，特别阻止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误传的关键”。
他说：“我不能确定早日披露信息是否会防止封城，但是，鼓励民众采取基本的防御措施总是很有用的提醒，有助于阻止疫情的蔓延。”
1月21日晚，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在美国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立刻召开电话会议，公布信息。
也是在同一时间，中国时间1月22日，中国中央政府才决定向全国公布疫情。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召开首场记者会。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1月22日，在武汉和湖北的几个城市做出封城的决定后，当封城成为全球媒体的头版消息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报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疫情的消息只藏在不显眼的地方。1月23日，身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也只字没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
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说，从“萨斯”到“武汉疫情”，17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他说： “从2003年萨斯到今天的武汉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扩撒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带菌者自由地在社会空间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
信息公开还是信息垄断？
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截止2020年1月28日零时，中国官方表示，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06人丧生，近1000人重病，确诊病例4515例。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外界对中国的疫情消息真实性的质疑。民众宁愿相信网上流传的消息，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是大得多。
中国杭州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说：“对政府，我们既信任，又不信任。政府的数字肯定是缩小了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引起恐慌吧。”
政府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放心。例如，12月31日，武汉开始向外界通报疫情。诡异的是，1月6日到10日，武汉地方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1月12日-1月17日湖北政协会议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在官方公开疫情消息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信息的控制。《纽约时报》援引前《南方都市报》记者于平在博客中的话，“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 于平说：“那就不叫信息公开，”“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
内外有别，中国对外沟通有进步
如果说，从“萨斯”到“武汉肺炎”，中国在处理方面有任何进步的话，这个进步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沟通上。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28日会晤后赞扬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公开与透明。 他说，中国方面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 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示了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利的举措。
中国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该新病毒，距12月8日首次发现病例时间差不多三周多的时间。1月7日，中国确定了爆发的病毒。 CNN的报道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的话说，这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迅速。
报道还援引研究新兴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话说，对新菌株的迅速发现使其他国家可以尽早开发出这种病毒的检测方法，这应有助于遏制疫情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