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巴黎3月17日電 題：安德烈·馬爾羅的“中國情結”與文化貢獻
作者 沈大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作家
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是一位馳名全球的法國傳奇人物，2026年是他的50周年忌辰。這位作家、政治家、評論家對中國情有獨鐘，多部作品都是以中國革命為背景和題材，為促進中法文化交流作出過巨大貢獻。
法國文化部已正式啟動“2026，馬爾羅年”，通過在全法國舉辦百餘項活動，“展現這位富有遠見的文化智者的方方面面”。一系列大規模追念馬爾羅的國際文化活動也已啟幕。馬爾羅不僅是當代法國文豪，更是一位光揚世界文化遺產的推浪弄潮者。
兩度訪問中國
當然，馬爾羅首先是一位20世紀的人文主義作家。我起始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審視他的。20世紀80年代，我在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任職時，受中國《社會科學戰線》雜誌委託，特約法國龔古爾文學院院士、法國當代著名作家羅布萊斯寫了一篇關於“馬爾羅與中國”的文章，由我譯成中文在北京《十月》雜誌上刊載。羅布萊斯的文章題為《馬爾羅——中國革命的預言者》。羅布萊斯開篇談及他自己於1935年讀了馬爾羅的小說《人類的境遇》，“心中燃起一團火，渴求目睹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深刻變化”。於是，他自法國馬賽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奔到“雲南府”（即昆明），想由此進入中央蘇區觀看“另一種生活境遇”，但不幸途中染病，被迫返回，深感遺憾。
事實是，眾多像羅布萊斯這樣的年輕人，受到馬爾羅小說的感召，產生了熱烈的“中國情結”。英年早逝的法國作家兼記者彼埃爾·古赫塔德在自己的小說《紅場》裏這樣描寫法國當時青少年的思想狀態：“《人類的境遇》中一些話，成了這些青年人在生命的悲劇性時刻獲得啟迪的箴言。”有人通過這部作品的影響，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近日，在中國執教多年的法國專家梅濤也向我證實，《人類的境遇》當年確於法蘭西文壇別開生面，讀者反應強烈，社會效應深廣，實可謂一個“奇跡”。
馬爾羅1924年開始與印度支那共產黨人聯繫，公開痛斥法國殖民主義政策。翌年8月，他到香港和澳門，風聞中國內地的動盪，於1928年發表《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這是馬爾羅創作早期的第一部以中國革命為題材的小說，以1925年省港大罷工為背景，雖然情節虛構，表達的是作者個人革命浪漫主義的哲理，但向世界傳遞出法國社會革命乃至國際工人運動在東方古國的迴響，吸引了眾多歐洲人對中國社會形勢的關注。
影響更大的，則是馬爾羅1931年再度到中國，寫出小說《人類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並以此榮獲龔古爾文學獎，還曾入選法國中學課本。該書起初流傳的中譯名是《人類的命運》。同《征服者》一樣，《人類的境遇》也是虛構作品。觀其敘述論議，小說雖文采遒勁，但非求其實，它僅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為載體，情節事態幾近荒誕。不過，馬爾羅揭露了蔣介石血腥鎮壓上海工人起義，殘酷迫害共產黨人，在矛盾的境遇裏博得熱愛自由者的同情。或許，他是以“人類友愛”為主旨，引起了當年法國社會的共鳴。
在獲得龔古爾文學獎時，馬爾羅宣稱：“我唯一系於心懷的，就是表達人類的崇高意向。我在生活中曾經遇到過一些遭受鎮壓、後被殺害的中國共產黨人，我正是為這些犧牲者而寫作的。至於那些將欲望置於崇高之上的人，還是讓他們遠離這部書。因為，此書並不是為他們撰寫的。”
一位反法西斯鬥士
值此“馬爾羅年”之際，筆者聯想到逝者所懷的“中國情結”。馬爾羅從年輕時就研究中華文化。如前所述，1925年和1931年，馬爾羅曾兩度訪問中國。1965年，他作為戴高樂將軍的特使第三次訪華，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接見，他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欽佩，一睹在中國大地上“人類境遇”的丕變。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前，還特約馬爾羅詳談跟中國接觸的體悟。
馬爾羅曾於1927年加入過法國共產黨。他在前半生一直傾向於共產黨人。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爆發，具有冒險氣質的馬爾羅聞訊前往，自己充當飛行駕駛員，執行過多次任務，還在戰鬥中受過傷。1942年，馬爾羅加入反納粹德國侵略的“抵抗運動”，化名“貝爾熱上校”（le colonnel Berger），一度被德寇逮捕關押。經營救出獄後，他領導了阿爾薩斯–洛林遊擊隊，在彼結識戴高樂將軍，成為戴氏的擁躉。自此，馬爾羅徹底轉向了維護民族獨立的戴高樂主義。戴高樂將軍則視他為摯友，在其《希望回憶錄》一書中讚揚道：“在辯論中遇到重大命題，他明晰的見地總能幫我驅散陰影。”巴黎解放後，馬爾羅於1945年11月被戴高樂將軍任命為新聞部長，後擔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文化部長。1969年4月戴高樂隱退，他隨之辭去政府職務。同年底，馬爾羅到戴高樂的故鄉科龍貝雙教堂與他崇拜的前總統敘談，不覺時移。1970年11月12日，他到科隆貝雙教堂參加了戴高樂將軍葬禮，深切哀悼偉人辭世。事後，他曾向友人宣稱：“那是一個真正為騎士舉行的葬禮……本不應該把戴高樂將軍的遺體放進一具棺木，而要讓他像騎士一般懸駕於圓木高標。”
宣導多元文化
馬爾羅本人也頗像一位“文壇騎士”，他一生著作頗豐，除上述《征服者》《人類的境遇》和《希望》外，主要作品還有《西方的誘惑》（1926）、《王家大道》（1930）、《可鄙的時代》（1936）和晚年的《逆反回憶錄》（1967）等。
其中，最引起筆者關注的是《西方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法國作家克洛德·普蘭特別向我推薦這本書。在這部比較文學著作裏，馬爾羅通過一個旅法華人與一個到中國的法國漫遊者之間的書信對話，表現西方文化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他寫道，“西方精神始終力求賦予其所珍視的事物以永恆的特性，其中蘊含著一種征服時間、使時間成為形式囚徒的嘗試。”他接著又說：“歐洲這座大墓地，只有征服者長眠於此。由於炫耀自己顯赫的聲名，而越來越悲傷。忍受孤寂的老兄，你留給我的只有一片荒蕪的地平線和絕望的反照。”在此，作者發出的是否為現今所謂“西方衰落”的先聲，亦未可知。諸事難以具論，但馬爾羅卻表露了自己並不贊同“西方文明優越論”，而趨向於探尋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一個西方人秉持這種觀念，實為難能可貴。
馬爾羅是一位知識淵博，辛勤耕耘的藝術史家，他最早強調“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宣導多元文化，突出“藝術在人類命運中的關鍵地位”。在擔任法國文化部長期間，馬爾羅努力保護法國文化遺產，尤其注意讓文化惠澤全民。馬爾羅還是一位功績卓著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家。1935年，他在國際作家協會發表演說，呼籲保護文化事業。1960年他遠赴墨西哥，在北美發出拯救非洲努比亞遺址的號召。他重視各民族本地的智慧，拒絕任何形式的“歐洲中心主義”，始終以個人在周遊世界中的生活體驗為本。
馬爾羅是一位篤學文化人，但他並非出身於書香之家。1901年11月3日，他生於巴黎近郊邦迪森林鎮。他的母親是一個食品雜貨店主的女兒，父親是箍桶匠，均屬庶民。馬爾羅早年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學習梵文和漢語，對東方藝術和亞洲歷史文化興趣甚濃。為此，他很早就攜妻克拉拉踏上柬埔寨的土地，直奔高棉密林中的吳哥窟，收集大量東方文化資料進行研究。他還駕飛機到非洲，找尋《聖經》中記載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又譯作希巴女王）遺址。他不停漫遊世界，從中亞至北非，再到南美，踏遍世界知名藝術聖地，深層探究併發掘了藝術的廣度和奧秘，不斷豐富自己的普世藝術觀，從而創立了以影視為傳播形式的“想像藝術館”。
我1978年初到法國，在巴黎大歌劇院觀看芭蕾舞，從座位上抬頭仰視歌劇院大廳的彩繪天花板，圓頂上面繪有《天鵝湖》《火鳥》和《魔笛》等舞劇的圖案。聽一起觀劇的法國朋友介紹，這是夏加爾應時任文化部長馬爾羅之請特意繪製的作品。實際上，夏加爾這位白俄羅斯血統的畫家，在法國受到了馬爾羅的特殊關照，從而得以在異邦發揮他的繪畫才華。可見，馬爾羅對藝術家的親切關懷和愛護，對藝術創造的指導到了多麼具體的程度，令眾人難以忘懷。（完）來源：中新社
